2007-2-13 15:01
胡逸玄
王大有论姓名
姓名源起于古代姓氏图腾
在谈及上述问题时，王大有向记者展示了由其最近参与编制的《寻根中国——中华百家姓》邮资品文化纪念册手稿，自里面精美别致的姓氏图腾这一国人得姓始原开始，他深入浅出地揭秘了姓、名、字、号的奥妙。他说，“人一出生就要起名，这是一种个体识别的需要，否则便无法以独立身份进入既有的社会秩序系统中。姓，来自于血统根源，具有群体识别的功用，中华先祖以正姓氏、制嫁娶为基础，施行对偶婚，这是人类进化史上的里程碑，代表着真正人文时代的开始，同时也充分证明我们的老祖宗早在10000年前就注意到了优生优育的重要性；名，为生养父母所取，乃裘葛之遗式的寄托，具有个体识别的功用；字，由名滋生而来，在名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了辅助识别作用；号，由本人决定，而更具有个性化色彩，尤其适宜自勉、自励”。
据介绍，一位著名电影导演在与王先生对话后，曾用电影中的“远景、中景、近景、特写”的镜头名词，形象地概括出姓、名、字、号的实际应用功能，从另一个日角度淋漓尽致地勾勒出中华姓氏文化的独特魅力哦。。
“名取三个字”极不严肃
王大有对目前社会上盛行的“名取三个字”的现象极为反感，认为这样取的名字非常不严肃，对不起老祖宗。
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开始，中国人给下一代取名比较喜欢用单字，比如兵、勇、军、兰、红等，造成好多学校一个班级里就出现4、5个重名的学生，不仅给他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不小的麻烦，并也把麻烦带入到了他们以后的社会生活中。后来，新闻媒体对此进行过讨论，许多家长也意识到单字无疑会给自己的孩子带来不便，于是，以后再给孩子取名时就“矫枉过正”，瞄上了“多字”。比如，有爸爸姓张，妈妈姓王，儿子就取名“张王爱子”，不一而是。这样一变，重名的机会虽然降到了最低，但由此而得的名字却显得怪异，引出另一方面的问题。有一次，王大有去一所小学办事，刚好赶上一个班体育课的老师点名，结果姓名共4字、5字的有7、8人之多，不熟悉的还以为这所小学有很多日本留学生。实际上，这些起洋名的都是 “正宗国货”。
遭遇多次类似的尴尬，作为一个从事多年中国文化遗产研究的学者，王大有痛心疾首。他认为，取名的要求，还是应该以简洁为主，要有寓意，单字虽不可取，而多字则更接近于“儿戏”。
字、号是联系传统与现代的纽带
王大有说，在1949年以前，国人大部分都保留有字、号，而解放后“破四旧”，把字、号这东西当成了封建糟粕，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已经很少有人问津了。
“其实，对单字名重名现象，最好的修补办法就是恢复字、号”。王大有认为，字、号可以将重名区分开来，“名的相同几率很高，但字、号的相同几率就非常低了”。他举了个例子，比如两个小孩都叫王勇，一个字希远，一个字怀安，他们的名字即使重名也大可以不改，毕竟目前的户籍制度还是对公民改名是有一定限制的。当老师在识别他们时，完全可以根据他们的字来进行区分，分别把他们称作“王希远”和“王怀安”，而不是用“大王勇”、“小王勇”、“胖王勇”、“男王勇”的称谓，否则，将有悖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关于公民享有姓名权的有关规定，形成对公民神圣权益的侵犯。
“更重要的一点，恢复字、号，有利于澄肃社会风尚。主要体现对别人的尊重。现在提到名字，很多人认为这两个字根本没有什么区别，而实际上，字在古代是用来解决自称和他称问题的，象晚辈对长辈、学生对老师，就可以称字而不称名，这在社会交往中既表达了必要的礼节，也显得更亲切。从目前的应用领域来看，名在特定场合无用武之处，象面对单位领导，你能直呼其名么？缺少了字、号，只能由其它称谓来补足，寻常多以对方职位代替，什么马局长、朱总、罗经理啦，既为官本位的思想提供了滋长的土壤，也拉远了人和人之间的距离，影响了社会人际关系的敦睦伦常”。
“自古以来，人们所起的字、号，大都意义深远，体现出中国文化的精髓之处，许多字、号，多撷取自《论语》、《诗经》或者唐诗、宋词等经典篇章中，既文雅，又耐人寻味，有着极其深刻的文化本源，更是浸滋中国韵味的文字审美，更符合民族性的要求”。王大有认为，“植根于民族、姓氏的土壤，中华文化才得以悠久、有序、完整，从放眼未来的角度来说，我们站在可持续性文明发展的战略高度，似不应该割断历史、抛弃传统，而更应该将民族的家风美德大力继承与传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