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医、GDP与强势文明

流传这样一个笑话。两位经济学博士走在路上，看到前方有一坨屎。一位指着那坨东西说：你要是吃了它，我给你五百万。经过一番成本收益计算另一位强忍着恶心吃了屎。不久二人又遇到一坨屎，刚才吃屎的那个心有不甘，就向对方提出了同样的承诺。后者正因自己轻易失去五百万懊悔不已呢，如此良机，岂能错过！过后二人越想越不对劲：五百万完璧归赵，两个人却不明不白地吃了两坨屎。回去以后，他们向导师诉苦。导师用笔一算，激动万分地说：天啊！你们为GDP贡献了一千万呐！

很显然，这是个非常下流、恶毒并且居心叵测的笑话。它侮辱了我们的经济学家的人格，还侮辱了我们的经济学家的智商。

现实中，上述一千万是绝对不会计入GDP的，但是笑话反映出的GDP计算所依据的逻辑却是真实的：GDP所计算的产值仅限于计入市场的部分。既然一坨屎被人以五百万的价值购买，那么就发生了五百万的产值，另一坨屎的道理一样。于是就为GDP增加了一千万，即使构成这一千万的是同一笔五百万。

如此说来，传统的GDP计算至少存在两个弊端。一是产值的重复计算。以医药产业为例。药品原材料销售给制药厂，发生产值；制药厂利用原材料制成成品药再出售，又发生产值。如此一环一环，由于上一个环节的产值作为成本计入下一个环节，从而造成重复累计。二是“自己生产自己消费”的产值不能进入GDP核算。托夫勒在《财富的革命》中描述了美国民间存在的大量“自己生产自己消费”形式：自己动手盖房子、自己动手制造工具、自己动手整修花园等等，以及长期被忽视的主要由妇女承担的家务劳动。而这些部分在美国经济中所占的比例以及绝对量已不容忽略。

以上弊端反映出的理念问题是，在市场内部，GDP的计算将各个生产环节、部门当作各自独立的部分，而未能将之视为一个相互影响、制约的密切整体。另一方面，GDP计算以市场划界，但是生产却不以市场为限。这说明GDP计算无法将“市场内”与“市场外”当作一个整体看待。如此带来的后果除上文已述者外，还包括：市场内，各生产环节、部门除了发生产值外，还发生“负产值”；市场外，生产产值的最终来源物质环境要为前者承担代价。这些“负值”要不要从GDP中予以扣除呢？

示例以说明。前者如，烟酒行业在发生产值的同时，还会因其消费而产生大量健康问题，从而带来误工、医药等损失（需要补充的是，这“负产值”同时正是医药行业“产值”的原因。）。后者如，造纸业主要原料纸浆的生产需要消耗大量木材。虽然在经济价值层面，消耗的木材可以通过市场“恢复”，但是由此引发的环境损害却不会因此“恢复”（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性质差异。）。

前述种种都说明GDP不能真实反映人类的实际生产状况。用学者郑也夫的话来说，GDP是个蹩脚的会计师。

既然GDP存在如此缺陷，又为何能够被长期用作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而不被人自觉呢？在我看来，这不得不联系到西方文明的强势。

本文标题所示之“强势文明”，转用自於兴中博士《强势文化、二元认识论与法治》一文。在该文中，作者将强势文化指为“以基督教为背景，以理性为基础，以法律为主要治理手段的西方文化”。其“强大不仅表现在它的物质方面，也表现在它的精神方面、学术方面和艺术方面。”在政治、经济上，西方文明以其标榜自由、民主的法治，以其指向纯粹盈利的市场经济，称雄于世。GDP正是市场经济制度的一个小小环节。

当西方文明历经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等变革，成长为强势文明后，西方人把他们文明中存在的文化价值、政治经济制度看作是一种普遍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价值、制度，向非西方社会推广。其中的重头出口产品就是法治与市场经济。面对这样的输出，作为弱势文明的非西方文明往往被迫放弃自己的传统，转而接受西方的价值、制度。既然中国接受了西方的市场经济制度，那就要连带接受该制度所要求的其他配套制度，例如经济核算制度（GDP正是其一。）。

此外，弱势文明在接纳强势文明时的方式、态度也值得我们注意。由于西方文明的强势地位，弱势文明往往形成“自卑”情结，从而丧失对自己文明的欣赏能力与对西方文明的批判能力。再者，不同文明之间制度的移植缘于接受国的实际需要，而实际需要的判断又往往基于国家的意志、兴趣。进一步言之，主要取决于政治领导人的意志、兴趣。由于中国处于转型时期，政治领导人并不具备多少专业知识，因而他们的决策常常依赖专家的建议。“所谓专家，一是指精通某一领域或某一问题的人，二是指这些人知识、兴趣和眼光的有限性。”（以上参见於兴中《在中国实施人权公约的文化意义》一文）目前中国的专家的知识、价值、理念皆呈西方化的态势，在此情形下，引进西方制度自然“理所当然”。

接下来，我想运用以上论述来解释一个西方产业在中国的发达及其对传统产业的挤压。

西医与中医。诚如名称所示，二者代表了两种差异巨大的医学传统：不同的知识、理论体系，不同的哲学、文化基础，不同的知识传承方式，不同的药物生产模式，不同的诊疗方式等等。例如，一般认为，西医以西方自然科学为基础，尤其生理、化学、解剖等学科，其知识形态体现为一种客观化、精确化、实证化的体系，可以通过讲授、实验等方式予以大规模系统传承，进而能够实现药物的批量人工生产。在诊疗方式上表现为以重治疗轻预防为特征的“对症下药”、手术等。究其根本，西医体现的是西方文化传统中主客分离的二元论哲学立场（本体论、认识论）。与之相反，中医将人体视为一个系统，其外部组成、器官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制约的关系。另外，人体作为一个系统又与外部环境形成相互交换物质、信息的系统（疾病也是这一交换的后果），以“阴阳五行”、“五脏六腑”、“气”、“湿”、“寒”、“热”等术语解释病变，从而不如西医来得客观、精确、实证。正因为中医重视医者的悟性、体验，使得其知识很难借助讲授得到很好的传达，而更多选择师傅带徒弟式的“言传身教”。在诊疗方法上，中医反对“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主张发现疾病的根源并消除之。比如，医生建议病人改变生活方式、节律，从饮食、作息等方面予以改善。总体而言，中医的理想是“灭疾病于无形”。中医关于医生的三种境界的说法正表明此意。最好的医生不治病，于疾病初发时找到病根予以消除的医生次之，当疾病非常严重时凭借高超医术予以克服的医生境界最低。这些体现的正是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主客浑然一体，“天人合一”。

以上对西医、中医各自知识、思想等方面进行了挂一漏万的描述。下文从产业角度进行的分析与上述内容有着密切关联。

“西风东渐”，西医也随之而来，引发了百余年的西医、中医之争。纵观整个历程，西医逐渐得势，中医则不断退让。一方面，西医的强势来源于西方文化的强势，如对自然科学的崇拜。相应的就是对自身传统文化的批判、攻击乃至抛弃，中医被冠以不科学、迷信、愚昧、落后等名号。另一方面，西医的诊疗成就也令国人羡艳、赞叹不已。最主要的是，西医有着中医不可比拟的产业优势。

西方文明较之古代传统文明，例如以古代伊斯兰国家为代表的宗教文明、以古代中国为代表的道德文明，对人类的生理需求、欲望并不持克制、抑制的态度，而是加以鼓励。（於兴中：《作为文明秩序的“法治”》）这样一种文明意识导致西方人对物质利益的不断追求，其经济形态逐渐演进到以纯粹盈利与满足个人私欲为目的的市场经济。经济的发达带来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充裕。从西医的存在角度来说，它以对疾病的治疗需求为前提，因此也只有病人越多，西医才会越兴旺（中医也是如此，只是二者的态度会有差异）。而西方文明对人类欲望的鼓励态度导致人类生活、生产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疾病的温床。例如，饮食过度、不当，工作强度高，吸烟、饮酒，性开放对性病的助长，高消耗的生活、生产模式导致的环境污染。农业生产大量使用化学肥料、农药，化工产业造成的高危职业病等，其影响不仅仅限于当前一代人，还会通过人体内的累积效应而影响我们的后代！（参见《我们被偷走的未来》）疾病人次不断增长，新的疾病层出不穷，这些致使对药物的依赖，而药物本身也会成为致病因素。比如药物滥用、错用导致的不良反应。病毒抗药性增强，加大了诊疗难度和药物开发成本，提高了就医与药物价格。以上所列似乎样样不佳，但就GDP核算而言，哪一样不是催生潜在需求（消除不良后果的欲望）的新经济增长点呢？又有哪一样不能为GDP增长做出贡献呢？反观中医，因其产业形态、强调病人个体差异对诊疗效果的影响，而不可能系统、规模应对如此汹涌的疾病态势。同时，中医重预防轻治疗的主旨也无法为国民经济催生新的需求。

如果我们放宽视野，不难发现中医的衰落实在是“不得不然”，是百余年“西化”的必然效应。但是，西方文明代表的那种人类生活、生产方式的弊端值得我们一再反思：对自然环境掠夺式的索取，资源高消耗型的生活风格；人类欲望不断膨胀，总处于“不满足——满足——再不满足——再满足……”的循环递进中，很难说未来就达不到“发展的极限”，也即人类的终结，毕竟人类生活、生产的最终来源仍旧是自然环境，而有限的自然资源总有枯竭的时候，我们绝不想成为宇宙中不断寻求生机的“游牧者”、“游猎手”。所以，如何在人类生存与环境的物质、能量循环周期之间保持均衡、协调，就成为我们面临的攸关生死的课题。强势文明最可怕的地方，其实不是它的压迫、强制，而是它造成的想象力枯竭，即反思、创新能力的丧失。在这个“西风压过东风”的年代，时刻保持想象力就成为每一个关心人类未来的人无法回避的诘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