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单位 安徽中医学院

　　对于《黄帝内经》中“七损八益”一词，历代医家的解释颇有分歧。近读7月12日《中国中医药报》载文认为：“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竹简《天下至道谈》出土以后，这个问题才算迎刃而解。”“拿竹简的这类论述去解释《黄帝内经》所论七损八益，无不丝丝入扣，语语贴切，疑难冰释，悉得其解。”“长沙马王堆汉墓竹简《天下至道谈》的出土，不仅大大丰富了传统房事养生与性保健的内容，而且也为《黄帝内经》注释中长期争论不休的七损八益等学术问题的彻底解决，划上了一个非常圆满的句号。”

　　马王堆《天下至道谈》中的“七损八益”与《黄帝内经》的“七损八益”与否一回事？用《天下至道谈》的“七损八益”能否圆满解释《黄帝内经》中的七损八益？笔者持有不同看法，略述如下。“七损八益”一词，见于《素问·阴阳应象大论》。“阴阳应象大论”的命名，是因为该篇主旨强调的是自然界的阴阳与人体阴阳之“象”的对应，所以人体的一切活动需要与自然界的阴阳气化之“象”保持一致。

　　综观古代医家对“七损八益”的注释，虽众说纷纭，但认为“七损八益”调和阴阳大法的基本精神还是一致的，分歧主要在对七和八的不同理解。之所以对七和八产生不同解释，是因为把七和八看成了一般的数字，不知《内经》“七损八益”中的七和八是象数，主要表达的是“象”而不是数。

　　在易学的洛书模式中，七居西方配兑卦，兑象少女为阴；八在东北配艮卦，艮象少男为阳。（见图1）“七损八益”在易学中就是“损益阴阳”。但损益阴阳为什么是“七损八益”呢？有人认为这是古代男权思想的反映，我们认为《黄帝内经》在讨论摄生时还是男女都很重视的，故不至于公开提倡损女益男，其实这里隐含了五运六气的概念。

　　五运六气中的六气反映了阴阳气化的六种状态，在中医学中以三阴三阳分属之。三阴三阳的概念始见于《素问·阴阳离合论》，经文云：“圣人南面而立，前曰广明，后曰太冲；太冲之地，名曰少阴；少阴之上，名曰太阳；……广明之下，名曰太阴；太阴之前，名曰阳明；……厥阴之表，名曰少阳。是故三阳之离合也，太阳为开，阳明为阖，少阳为枢；……三阴之离合也，太阴为开，厥阴为阖，少阴为枢。”笔者据此绘出三阴三阳开阖枢图（见图2），将此图与洛书九数及太极图相合，得三阴三阳太极时相配洛书九数图（见图3）。

　　从图3中可以看到，8位于东北方，相应于初春“太阳为开”之处，天气左升右降，8之后阳气渐旺；7位于西方主秋之位，7之后“阳明为阖”，阳气逐渐闭藏。四时之气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阳生阴长，阳杀阴藏”，上半年的气化特点表现为“阳生阴长”，下半年的气化特点表现为“阳杀阴藏”，故“八益”表达了阳生阴长，“七损”反映了阳杀阴藏。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的原文，上文为“帝曰：法阴阳奈何？”岐伯讲了一番“阴阳更胜之变，病之形能”后，黄帝又问“调此二者奈何？”岐伯回答“能知七损八益，则二者可调。”显然，岐伯所答的“七损八益”是调和阴阳之大法。下文“是以圣人为无为之事，乐恬憺之能，从欲快志于虚无之守，故寿命无穷，与天地终，此圣人之治身也”，是讲“圣人”如何遵循“七损八益”之道的，亦未涉及到房中术。《黄帝内经》不是讲房中的著作，“阴阳应象大论”是讨论阴阳五行的大道理的，相比之下，房中术是小道。所以，如果将《内经》中的“七损八益”理解为《天下至道谈》中之房中术，不仅不合《内经》旨意，也局限和贬低了“七损八益”的重要意义。

　　黄帝和岐伯讨论的“七损八益”是天人相应，调和阴阳的大道理，房中养生时当然也需遵循此大法，故《天下至道谈》等房中文献中出现了房中术的“七损八益”。但这类文献中“七损八益”的七与八，已是具体的数而不是象，而且不同的房中文献中“七损八益”的方法也有所不同，故不可以《天下至道谈》中讨论房中术的“七损八益”来解释和代替《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的七损八益。

　　七损八益是中医基础理论的重要概念，关系到养生防病和辨证论治的许多方面。通晓损益阴阳之理的人，才能够适应自然；机体与自然的阴阳协调，则苛疾不起。《素问·宝命全形论》云：“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人与天地相参，与四时阴阳变化相应。既然四时阴阳的变化规律是“七损八益”，人们在养生、治病，调和阴阳时就必须知道七可损、八宜益的道理，并顺从这一规律。这种顺应天地四时阴阳关系而摄生防病治病的指导思想在《黄帝内经》和历代医著中随处可见。

　　例如，《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说：“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故与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故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这里“春夏养阳”就是“益八”，“秋冬养阴”则是顺从“七损”的自然规律，通过“养阴”帮助阳气收藏。因为冬天的阳气以精的形式封藏于正北少阴之位，故有“少阴君火”和“肾间命门”之说。“命门”即上文中的“生长之门”。春夏阳气表现在外为“浮”，秋冬阳气收藏于内为“沉”。顺从七损八益是原则，“春夏养阳，秋冬养阴”是方法，“与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是境界。

　　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李东垣在《脾胃论》中引述了《素问·六节藏象论》“凡十一藏取决于胆”的论点，认为“胆者，少阳春生之气，春气升则万化安，故胆气春生，则余藏从之。”故在其创制的著名方剂补中益气汤中加入柴胡，用升发少阳春升之气来带动脾胃中气。李氏这种重视春升阳气的观点，也是“七损八益”思想的一种体现。

　　外感病的治则有“伤寒下不嫌迟，温病学下不嫌早”之说。伤寒为何下不嫌迟？《素问·五运行大论》曰：“风寒在下，燥热在上，湿气在中，火游行其间。”从上述“三阴三阳太极时相配洛书九数图”可知，“风寒在下”宜乎先犯艮八太阳之位，此时阳气宜益不宜损，若早用下法，势必阻遏和损伤东升的阳气，不利于人体抗病机能的发挥。至阳明病时多用下法，是因为阳明之位已在“七损”之后，用下法顺从了西降之气。温病则不同，“燥热在上”，温邪上受，首先侵犯的是手太阴肺，而手太阴肺在正西，又与兑卦相配，恰属“七损”之位，“下不嫌早”就顺理成章了。明代医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卷一》中列举四时用药原则：“春月宜加辛温之药，薄荷、荆芥之类，以顺春升之气；夏月宜加辛热之药，香薷、生姜之类，以顺夏浮之气；长夏宜加甘苦辛温之药，人参、白术、苍术、黄檗之类，以顺化成之气；秋月宜加酸温之药，芍药、乌梅之类，以顺秋降之气；冬月宜加苦寒之药，黄芩、知母之类，以顺冬沉之气。所谓顺时气而养天和也。”这是“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七损八益思想在组方遣药方面的运用。

　　综上所述，“七损八益”一词是《黄帝内经》顺从四时阴阳养生疗疾思想的生动体现。同时，通过“七损八益”以及“阳杀阴藏”等问题的运气学阐释，也充分体现出五运六气理论在中医学思想体系形成过程中的重大指导意义。

    注：本文转自2006年7月21日《中国中医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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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单位 辽宁中医药大学

    摘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是中国古代医学界追求的最高境界。传统中医药学注重人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古医籍，尤其是《内经》中很多内容具有地理特色，它从整体观念出发，运用变易的思维方式，充分考虑到自然地理环境的不同，人体生理功能、病理变化不同，药材功效有别，治疗法则要随之而变。

    今之业医者应当由此受到启迪，灵活理解和运用古医籍中的理、法、方、药，以及今人辨证施治的经验。既要重视人的地域差异、也要考虑到药材是否道地。

    关键词：中医药；地理；生理；病理；药材；治疗法则

    “地理”一词最早见于《周易》。《周易·系辞上》：“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孔颖达疏：“地有山川原隰，各有条理，故称理也。”东汉班固《汉书·地理志》是我国现存第一部以“地理”为名的地理学专著，它标志着我国传统地理学至此已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在这之前，还有《尚书·禹贡》、《山海经》等书记载了《内经》前时代的地理知识。祖国医学强调“人与天地相参也”，就必然注重人与地理环境的关系。特别是《素问·著至教论》提出：“而道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这里不仅可见“地理”一词，更见通晓天文、地理、人事是古代医学追求的最高境界，是使学术长久存在的根本。

    古医籍，尤其是《内经》中很多内容具有地理思想特色，兹概述如下。

    1、重视地理环境对人体的影响

    1.1 人与地的相应关系

    《素问·六节脏象论》云：“其气九州（又称九野，《尚书·禹贡》作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窍，皆通乎天气。”《灵枢·邪客》云：“地有九州，人有九窍。”都是说人体与天（自然界）相通，与九州相应。《灵枢·九针论》还论述了“身形之应九野”的具体情况。《素问·三部九候论》：“一者天，二者地，三者人，因而三之，三三者九，以应九野。”是说诊脉的三部九候，以合“天地人”，以应“九野”。《素问·金匮真言论》、《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等篇运用五行学说，以五方配五脏、五体、五味等，说明人与地的相应关系。

    1.2 地理环境对生理的影响

    我国幅员辽阔，古代先民早已认识到不同的地域，具有不同的气候特点。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言：“东方生风，风生木”；“南方生热，热生火”；“中央生湿，湿生土”；“西方生燥，燥生金”；“北方生寒，寒生水”。这是运用五行学说概述了我国五方气候的基本特点。

    《素问·五常政大论》：“东南方，阳也。阳者，其精降于下，故右（南方）热而左（东方）温。西北方，阴也。阴者，其精奉于上，故左（北方）寒而右（西方）凉。是以地有高下，气有温凉，高者气寒，下者气热。”这是运用阴阳理论，解释了地域有南北高下之不同，气候亦有寒热温凉之差异。

    由于地域不同，气候、水质、土质、物产等均不同，人们的生活习惯，饮食结构也各不相同，长期居住，便形成了地域性体质类型。如《素问·异法方宜论》云：“东方之域，天地之所始生也，鱼盐之地，海滨傍水，其民食鱼而嗜咸，皆安其处，美其食。鱼者使人热中，盐者胜血，故其民皆黑色疏理。”

    “西方者，金玉之域，沙石之处，天地之所收引也。其民陵居而多风，水土刚强，其民不衣而褐荐，其民华食而脂肥，故邪不能伤其形。”“北方者，天地所闭藏之域也，其地高陵居，风寒冰冽。其民乐野处而乳食。”“南方者，天地所长养，阳之所盛处也。其地下，水土弱，雾露之所聚也。其民嗜酸而食胕故其民皆致理而赤色。”

    “中央者，其地平以湿，天地所以生万物也众。其民杂食而不劳”。这些内容初步概括了《内经》时代，东、南、西、北、中五方，地形、地貌、水土、气候、物产以及人的生活习俗、体质等特点。元代著名医家朱丹溪认为：“西北之人，阳气易于降；东南之人，阴火易于升。”也是强调西北地域属阴，所以气候较冷；东南地域属阳，所以气候较热。由于地理气候之不同，人的体质不同。

    地域不同，体质不同，人的寿命亦有差异。《素问·五常政大论》云：“东南方，阳也。阳者，其精降于下。”“阳精所降，其人夭。”“西北方，阴也。阴者，其精奉于上。”“阴精所奉，其人寿。”是说东南方阳气有余，阳精自上而下降，所以气候温热，人的寿命较短；西北方阴气有余，阴精自下而上奉，所以气候寒凉，人的寿命较长。

    现实生活可见，气侯温暖，万物生长快，收成比较早；气候寒凉，万物生长慢，收成比较晚。早成熟，早衰退；晚成熟，晚衰退。说明了地域不同，气温不同，影响万物生成速度，也是影响人体寿命长短的一个重要因素。

    1.3 地理环境对病理的影响

    自然地理环境不同，虽与时令季节同步，但阴阳之气盛衰各异，其影响人体发病，亦表现出地域性多发的倾向。古籍记载可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所在地域的水质、土质不同而造成的地域性疾病。如《吕氏春秋》云“轻水所，多秃与瘿人；重水所，多尰（足部肿胀）与躄（瘸腿）人；甘水所，多好与美人；辛水所，多疽与痤；苦水所，多尫（类似鸡胸）与伛（脊柱弯曲）人。”《嵇中散·养生论》云：“颈处险（通“岩”）而瘿，齿居晋而黄。”

    古人虽没有认识到水土中缺乏某种成分，但已经认识到了这些病主要因于水土。另一方面，由于不同的地理气候、饮食习惯、体质等特点，造成某些疾病容易在某些地域多发、易感。如《素问·五常政大论》云：“地有高下，气有温凉，高者气寒，下者气热，故适寒凉者胀，之温热者疮”。《素问·异法方宜论》：“东方之域……其病皆为痈疡。”“西方者……其病生于内。”“北方者……脏寒生满病。”“南方者……其病挛痹。”“中央者……其病多痿厥寒热。”《温疫论》云：“西北高原之地，风高气燥，湿证希有；南方卑湿之地，更遇久雨淋漓，时有感湿者。”这些都从不同侧面说明了地域性的多发病。

    2、提出“因地制宜”的治疗法则

    “因地制宜”是源于《内经》的中医重要治疗法则之一。《素问·五常政大论》根据在西北寒凉之地多胀病，东南温热之地多疮疡的病变特点，提出了“下之则胀已，汗之则疮已”的治疗大法。该篇还云：“西北之气，散而寒之；东南之气，收而温之，所谓同病异治也。

    故曰，气寒气凉，治以寒凉，行水渍之；气温气热，治以温热，强其内守，必同其气，可使平也。假者反之。”是说西北方天气寒冷，其病多外寒里热，应散其外寒，而凉其里热；东南方天气温热，因阳气外泄，故易生内寒，所以应收敛其外泄的阳气，而温其内寒，这是所谓的“同病异治”，即同样发病，因地域不同而治法不同。

    所以说气候寒凉的地方多内热，可以用寒凉药治之，并可以用汤液浸渍的方法。气候温热的地方多内寒，可治以温热的方法，以加强内部阳气的巩固，治法必须与该地的气候相同，才能使之平衡无病，但必须辨别相反的情况。如西北之人有假热之冷病，东南之人有假寒之热病，又当用相反的方法治疗。

    《素问·异法方宜论》在逐一分析了五方区域各自的地理环境、人的生活习俗、体质特点以及发病情况后，还提出了相应的治法：东方之域，其治宜砭石；西方者，其治宜毒药（泛指药物）；北方者，其治宜灸焫；南方者，其治宜温针；中央者，其治宜按跷。因东方之人易患痈疡，其病在肌表，热毒血壅，故宜取砭石宣泄热毒，排除脓血。西方之人多内伤，宜服药物调治。北方之人多脏寒腹满，宜用艾火烧灼，以温经散寒。南方之人易生筋脉拘挛、肢体麻木，宜用针刺，以疏通经络气血，祛除湿热之邪。中央之人，生活安逸，易发生肢体痿弱、厥逆、寒热等病证，宜用导引按跷等方法，以活动肢体，疏通经脉气血。

    该篇还说：砭石的治法来自东方，药物治法来自西方，灸焫的治法来自北方，九针的治法来自南方，导引按跷的治法来自中央。说明我国古代人民在同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结合各自的自然条件，创造出适宜各种不同病证的治疗方法。该篇最后还指出：“故圣人杂合以治，各得之所宜。”是强调上述的治法不可拘泥，一个高明的医生应当结合各方面的情况，综合分析，随机应变，灵活运用。特别是《内经》中的这些治法是结合当时的情况制定的，由于历史的变迁，社会的发展，生态环境、生活习俗等因素的改变，病变特点、治疗方法都不同前，但中医“因地制宜”的大法是亘古不变的。

    3、强调药材的“道地”性

    五方地域各自所产的动植物，亦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内经》中除了《素问·异法方宜论》有所论及外，《素问·金匮真言论》指出：“东方色青……其畜鸡，其谷麦”、“南方色赤……其畜羊，其谷黍”、“中央色黄……其畜牛，其谷稷”、“西方色白……其畜马，其谷稻”、“北方色黑……其畜彘，其谷豆”。《素问·汤液醪醴论》还指出稻谷的生长，得益于适宜的地理气候环境。

    古代对药材质量的判定，除了考虑外观、质地、气味等因素外，药材的产地、采收季节、自然地理环境都是判断质量好坏的重要因素。古人特别强调药材的“道地”性，即有名产地出产的。

    “道”，古代行政区划名。东汉药物专著《神农本草经》云“土地所出，真伪新陈，并各有法”。强调了区分产地，讲究道地的重要性。而且，在所收载的365种药物中，不少从药名上看就带有道地色彩，如巴豆、蜀椒、秦艽、吴茱萸、阿胶等。

    南朝梁代·陶弘景《本草经集注》曰：“诸药所生，皆有境界。”唐·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序例》云：“古之医者……用药必依土地，所以治十得九。”并在《千金翼方》中用“药出州土篇”专门记载了十道各州的药材，他首先按当时行政区划的“道”来归纳药材产地，这为后世正式采用“道地”的术语奠定了基础。唐·苏敬等编著的《新修本草》亦认为“离其本土，则质同而效异”。唐·蔺道人传《理伤续断方》中云：“凡所用药材，有地道者，有当土者。”

    书中大量使用川药，如川当归、川独活、川牛膝等。“道地”作为专有名词正式见于明·刘文泰等编修的《本草品汇精要》，该书每种药都列“地”项，标明药材产地，并在某些药材的“地”项下又列“道地”专项，特别指出来源于特定产地的药材具有更好的疗效。如川芎：“地：生武功、川谷、斜谷、西岭及蜀中秦州、山阴、泰山。道地：蜀川者为胜”。又如当归：“道地：以蜀及陇西、四阳、文州、当州、翼州、松州者为胜。”宋·苏颂的《图经本草》和明·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两书，对药材的产地和质量论述比较详细，成为目前查找药材历史上产地的主要依据。

    由于道地药材的产量难于满足临床需要，因此人们对药材进行了大量的移地引种，扩大产区，虽为解决供需矛盾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却忽视了药材生长的特定生态环境，致使品质退化，疗效下降。清代医家徐大椿在其《药性变迁论》中云：“今以（古）方施用，竟有应有不应，其故何哉?盖有数端焉：一则地气之殊也，当时初用之始，必有所产之地，此乃本生之土，故气厚而力全。以后移种他方，则地气移而力薄矣。一则种类之异也，当时所采，皆生于山谷之中，元气未泄，故得气独厚，今皆人工种植，既非山谷之真气，又加灌溉之功，则性不淡而薄劣矣。”明确提示医者在临床治疗中，虽然辨证准确，选方得当，但如果药材不道地，也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

    综上可见，传统中医药学具有浓厚的地理思想特色，它是从整体观念出发，运用变易的思维方式，充分考虑到自然地理环境的不同，人体生理功能、病理变化不同，药材功效有别、治疗法则要随之而变。今之业医者应当由此受到启迪：一是不仅重视人的地域差异、也考虑药材是否道地。二是同一个地域，生态环境从古至今在不断的发展变化，应当灵活理解和运用古医籍中的理、法、方、药。三是同在今日，对南北各地临床辨证施治的经验不可拘泥。



[ 本帖最后由 gl0101 于 2008-5-9 22:50 编辑 ]

　　“天癸”一词，出《素问·上古天真论》，在中医理论中是个颇令人费解的概念。后世注家有指精血者，有指真水者，有指真阴者，众说不一。然而不明确“天癸”的含义，则无法深入阐明人体生长、衰老的机理。由于中医理论与“比类取象”为特征的《周易》学有密切联系，能相互启发。本文试从易学角度对“天癸”的概念作些浅显的探讨，以就正于方家。

　　首先从命名分析，“天癸”当有其特定含义。天者，在卦为乾。《周易·系辞上传》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大始，即天地万物的开创。《乾》卦象辞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始终，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表明“天”所蕴含的生生不息，策动万物的特性，成为创生万物的根源，代表人的先天。“癸”是十天干最后一位，与壬同属水。宋·京图撰《滴天髓》云：“癸水至弱，达于天津。得龙而云，功化斯神。”十天干之中，阳以丙为最，阴以癸为极，癸水之性至柔。而代表水的坎卦，外为阴爻所附，阳爻居中，表明它并非纯阴之死水，而是潜含阳气生发之机的物质。故癸之义，又作“揆”。万物闭藏，怀妊于下，揆然萌芽，虽蛰藏至深，而萌动之势最不可遏。一遇时机成熟，则发挥出神奇的效应，即所谓“功化斯神”。“神”在何处？从《素问·上古天真论》的论述看，即直接促使女子“月事以时下”，男子“精气溢泻”；在发育上逐渐“身体盛壮”，“筋骨劲强”。故“天癸”对人的发育、生殖活动起着极为关键的作用。由其命名可见，“天癸”是先天即有，与生俱来，具有生生之机，推动人的发育与生殖活动之功能。

　　然而，对天癸的具体形成过程与作用途径，古今医家较少论及，我们只有从人体整个生理的阴阳消息变化中寻找答案。

　　天癸的形成离不开先天生机。这种元始的生发之气，在道家称为“炁”。清·傅金铨注崔希范《入药镜》中说：“此炁乃元始祖炁，先天至精至灵至圣。《经》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即此也。”从《周易》来看，“炁”正是太极活动最初“混沌”产物。“炁”的不断推动，产生五行分化，而又以“水”为先。邵同珍《医易一理》云：“阴阳二气，各有其精。所谓精者，天之一，地之六也。天以一生水，地以六成之，而为五行之最先。故万物初生，其先皆水。”对人体而言，这种由“炁”所化，禀含太极之一而能生化不息之物，即是天癸。由天癸直接萌发肾的形质与活动，植五脏六腑之根源，进而演化其它脏腑及气血津液的生化运动。在先天形质的化生中，天癸起着先导作用。

　　因此，所谓“天癸藏于肾”的传统看法是不妥的。因为天癸是先天生命酝酿之初，可谓“先天之先天”，而肾为五脏之一，是有形之脏腑，相对天癸为“先天之后天”。天癸为五脏分化之先基，故不可能藏于肾中。惟唐容川在《医易汇通》中指出：“天癸在脑内。”此说颇有见地。“脑”作为奇恒之府之一，在人体中有特殊地位。脑为元神之府，王清任认为“总司一身之灵觉”，《内经》云“精明之府”，通过足太阳、厥阴经与心、肾、肝相联，络于督脉。心主神明，肾藏精髓，肝主生发萌动，而督脉总领一身阳气之纲维。故外至肢体，内至脏腑，诸精神出入生息健动无不与之相系，由之主领。其在卦为乾，其气象天，其位至高，其用至尊。天癸作为推动与主宰人体生长发育之根本，理应存在此乾运之最高枢纽中。

　　天癸虽藏于脑中，但与肾仍有密切的联系。首先，脑髓亦属水，需肾水上济为之充养，其次，古云：“天一之水，自上而生。”这种“天一之水”，即舌下津液，起于任督交会之处，以天癸为源，上出髓府，下与肾水相济，灌植五脏六腑之根，历来养生家都十分重视。现代医学也发现唾液中含有生长因子等促进人体发育的重要物质。故作为天癸的外化形成，它对形体发育与生机输布有很重要的意义，有别于一般的脏腑精气。

　　除了通过津液之道与肾相滋盛外，天癸的活动与冲、督、任脉有密切联系，必须通过它们来完成其主导生殖的功能。《素问·上古天真论》指出女子“二七而天癸至”（注：此处言“至”而不言“生”，可知天癸生于先天，行于后天），而且“任脉通，太冲脉盛”，方能产生月经来潮。而“天癸竭”后，“任脉虚”，“太冲脉衰少”，月经绝止，男子则“精少，肾脏衰”（注意“天癸竭”与后面的因果关系）。关于“太冲脉”，罗东逸所著《内经博议》中指出：“三脉（指冲、任、督脉）同起于下极，一源而三歧，故圣人不曰冲督任，而总名曰太冲，是太冲者以一身之精气上升言之，不独为血海言之也。”作为十二经脉之海的冲脉，集诸经气血之大成，为气血充盈之本，与任、督二脉有密切联系。无论是男子“精气溢泻”，还是女子“月事以时下”，都离不开冲脉气血的支持。那么天癸如何主导这一过程呢？唐容川《医易汇通》解释说：“天癸在脑内……女子天癸至，是从前面交于心，合于离卦，故《内经》原文先言‘任脉通’；男子天癸至，是从背后（笔者注：即指督脉）交于肾，合于坎卦，故《内经》先言‘肾气盛’。”任、督脉最终下合于太冲之脉，天癸由此汇集精血而下，故冲、任、督是天癸所行的必由之路。《内经》所言天癸“至”，即指从髓海到“太冲之地”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天癸不但主导了生殖活动，而且通过在任、督、冲脉中的运行，对男、女性别特征的进一步分化及身体的进一步发育起了决定性的促进作用。

　　从生命肇基之始，天癸即主导着人的生长发育，赋予生命活动不息动力。但自出生之后至青春期以前，人体脏腑气血尚未充实，而奇经八脉是藉十二经气血之余蓄充盈方能汇通。《难经·二十八难》曰：“比于圣人图设沟渠，沟渠满溢，流于深湖。”此时五脏未满，八脉未通，故天癸蛰藏于髓海之中，人体生机不断向内充实，精气不断蓄积，合于乾卦“初九，潜龙勿用”之象。

　　随着生长发育达到一定阶段，脏腑日充，十二经气血日盛，奇经八脉渐通。天癸由任督行于冲脉，人体阳生阴长，迅猛发育，始有生殖功能，应“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之象。此后人体生机渐始外泄，但由于本元充实，天癸在奇经中的运行不断推动身体发育前进，精气活动旺盛，应下爻“君子终日乾乾”之辞。而且至四七、四八，天癸活动仍非常积极活跃，如“九四，或跃在渊，无咎”之爻象。

　　从男子四八至五八，女子四七至五七，机体的脏腑、气血、经脉盛壮到极点，应于“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之旨。然事物发展，盛极必衰。天癸由盈至虚，精气日减，动跃一失，不可复还，故如“上九，亢龙有悔”之象。《易》之道，重阳必阴。六爻阳数一尽，女子至七七，男子至八八，天癸竭，生生之机不复，惟靠以肾为主的五脏六腑之精气维系余年，人体的全面衰老由此开始。

　　由以上分析不难看出，不但对人的生殖活动，天癸对人的发育与衰老，同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因此对养生有很大的意义。历代养生家虽罕言及“天癸”之名，但其养生方法实与之密不可分。《黄庭内景经》云：“舌下玄膺生死岸，出清入玄二气焕”，“口为玉池太和宫，漱咽灵液灾不干”。天癸之精，藉水为形。天一之水启上而降，蓄于舌下（称“天池”），最善滋益肾精，故养生家多很重视“漱咽”。《道藏·三洞枢机杂说》云：“夫朝睡未起，澡洗之前，安坐漱口中唾，命曰‘玉泉’，令满口，咽之。”“咽液者，令人身体光润，力壮有颜色，去三尸虫，命曰炼精，使人长生。”同样，节欲惜精对保养天癸也有重要意义。故《黄庭内景经》云：“长生至慎房中急，何为死作令神泣？忽之祸乡三灵没，但当吸气录子精。”“若当决海百读倾，叶去树枯失青青。”因肾精植源于天癸，故保精所以能全大真之本。

　　那么，可否通过补益肝肾来扶益大癸呢？看来极为困难。肾精可由后天有形之精来培补，而天癸为先天真炁所化，如房屋之地基，不可随意拆添，非寻常补益之道所及。惟慎于养护，方能延其至数。而论治法，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在对奇经八脉与“二炁”的论述中，提到以血肉有情，甘咸滋润之品养八脉不足，似可为天癸之治提供有益参考。

　　综上所述，天癸不能简单地与“肾精”、“肾水”之类混同。从中医角度而言，它是人体先天包含的生机的存在形式；从西医角度看，则涉及到调节人体生长、发育、生殖的一整套神经、内分泌系统，其中有许多现代医学尚未明确的内容，似与脑垂体、松果体、性腺等重要腺器的活动密切有关，但又绝不能与其中一种成分或一个环节等同。“天癸”这一概念涉及到中医对生命本原的探讨，而从中医理论来说，仅囿于阴阳五行理论，不足以揭示其内涵。孙一奎在《赤水玄珠》中谈到：“深于《易》者，必善于医；精于医者，必由通于《易》。”本文希望从《周易》研究出发，对继承、发展传统中医学有所裨益。

    作者单位 山东中医药大学文献研究所

　　取象比类是中国传统的思维模式，同时也是中医的思维方式。《内经》成书前已存在的《从容》是专讲比类的，《素问·示从容论》以为学医受术，若能览观杂学，及于比类，临床可以十全。比类即取象比类，如《易·乾·文言》之“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取象比类的思维方式，贯穿于中医对疾病的认识、诊断和用药中，它通俗化、生活化，易为百姓接受。

　　北齐徐之才将药物按功用归类，“药有宣、通、补、泄、轻、重、滑、涩、燥、湿十种”。认为宣可去壅、通可去滞、补可去弱、泄可去闭、轻可去实、重可镇怯、涩可固脱、滑可去著、燥可去湿、湿可去燥。早在《山海经》中已有用泥鳅治疗赘疣的记录，先民认为外物附著人体而生赘疣，故可用涎滑难以把握的泥鳅治疗，即滑可去著。《灵枢·邪客》认为“卫气独卫其外，行于阳，不得入于阴”，“故不瞑”，失眠的原因是阴阳不通，而“饮一半夏汤一剂，阴阳已通，其卧立志”，半夏汤“其方以流水千里以外者八升，扬之万遍，取其清五升煮之，炊以苇薪、火沸，置秫米一升，冶半夏五合”，半夏汤全方体现了滑、通之象：水流千里，扬万遍不滞，苇中空性通，半夏涎滑，熟秫米亦滑，故可通阴阳。这一用药理论一直指导临床，如徐之才曰：“滑可去着，冬葵子、榆白皮之属是也”。张从正认为大便燥结，宜麻仁、郁李之类，小便淋沥宜葵子、滑石之类，此前后不通，两阴俱闭也，取油、滑而通之意。出自《局方》用治小便淋沥的八正散，也取滑通之象，滑石之滑，山栀仁滑，车前子煮后如秫米之滑，木通性通，甘草之梢尖而通，瞿麦中空自通，灯芯草通导。李时珍曰：“着者，有形之邪，留着于经络脏腑之间也，便尿浊带、痰涎、胞胎，痈肿之类是也，皆宜滑药引去其留着之物。”刘完素认为：“色则气着，必滑剂以利之，滑能养窍，故润剂也。”也取涎滑之象。

　　相对于滑、涩或源于手感或源自品尝，一枚海螵蛸，一节木贼，一块灰炭、枯骨，均涩涩碍手；一枚春柿，让人舌涩难伸；一枚青李，酸涩难忍；“故凡酸，味同乎涩，收敛之意也”。花香芬芳四溢，轻轻上扬，故诸花皆升。怯则气浮，惊则气上，故重可去怯，慈石、铁粉之属是也。时珍曰：“朱砂、水银、沉香、黄丹、寒水石之伦，皆体重也，大抵重剂压浮火而坠痰涎，不独治怯也，故诸风掉眩及惊痫痰喘之病，吐逆不止及反胃之病，皆浮火虚痰为害，俱宜重剂以坠之”。

　　取象比类“乃太古先师设绳墨而取曲直，叔世方土乃出规矩以为方圆。”先贤以取象比类的方法试药用药，日积月累，取效者著之竹帛，才有“诸花皆升，旋覆独降，诸子皆降，苍耳独升”，从眼看、手触的直观，到百味的口舌品尝，十剂之宣、通、补、泄、轻、重、涩、滑、燥、湿易得，药性之寒热，多在服用后才体验到，“有形为味，无形为气”，有形易得而无形难得，传说中的神农尝百草，日中七十二毒而有本草，非独神农，在中医教育工场化之前，不知有多少先贤亲自采药，以身试药。

　　今天我们唾手得来前人几千年的积累，却失掉了对自然的身心体验，独立于风景之外，无法透过厚厚的书本，直视生动鲜活的百草园，药匣里的药尚认不全，更别说药的原生态了，又如何理解“形色自然，皆有法象”呢？正如蒋力生先生所言，诸如系统论、模糊论、辩证唯物主义之类的帽子，层层加在中医身上，中医理论变得更加难以理解，不仅百姓不懂，连从事中医的人自己也难以理解，只有拂去层层迷雾，还中医理论本真，才会让“此事难知”变成“医学实在易”。

    中医文化传承与中医药现代化

□ 李西海  梁文娜  刘献祥  福建中医学院

　　中医的发展问题是当今中医界值得深思的问题。中西医是在研究方法和指导思想上有根本区别的两个体系，用西医的思想方法对中医进行研究，势必丢掉许多中医最根本的东西，但如果您站在现代方法论的高度重新审视中医时，会惊奇地发现，中医在理论构建过程中自觉不自觉的应用了系统科学现代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的方法。系统科学理论模型建立、系统辨识及控制方法都有着严格的实践观察、严谨的数理表述及严密的逻辑结构。因此，用系统科学的方法论探讨中医的研究方法是在保持中医特色基础上实现中医现代化过程中值得探索的途径。

　　应用现代系统科学的思维模式构建中医的科学发展观

　　总结和弘扬中医的系统论思维模式

    系统论认为，生命作为开放系统，与环境进行物质、能量、信息交换是存在前提。“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即机体自组织能力正常，能够控制机体与环境之间的物质、能量、信息交换的数量和质量，正常机体不存在增熵过程。“正气”实质是机体的组织能力；“邪气”实质是增熵(发生疾病)。“扶正祛邪”的治疗原则，重点是恢复和提高机体的组织能力，调整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过程，恢复内外环境的动态平衡，维持机体系统的有序稳态。

　　系统的状态就是联结输入与输出，决定系统行为的特性，描述和确定系统特性或状态的最小一组变量叫做状态变量。“证，形于外者也”，可见“证”指的是人体系统的输出信息或称输出变量，所讲的每一个“证”，都有相对应的一组主要症状体征，而这些就是表示该“证”的最小一组变量即状态变量。因此，所谓辨证也就是识别系统状态，即给定输入及输出的规律，要求识别或推断系统的状态，如气血辨证就是识别气系统与血系统处于何种状态。因此，中医在整体医学时代，既要发挥固有的思想和理论体系，又要以现代科学提供的新技术为手段，吸收现代系统论“综合——分析——综合”的方法，为我所用。

　　开拓和发展中医的控制论思维模式

    中医应用黑箱方法推导人体内部规律时，主要采用了演绎推理和类比推理，通过无数次反复临床试验，观察其输入和输出信息，并对输入/输出的对应关系分析，即可推导出人体“黑箱”里面的规律和特性。“以象测脏”的方法就是一种原始的黑箱方法，象就是输入/输出的信息，脏就是人体黑箱内部的规律性联系。因此，中医从象推测出来的“五脏"是组成人体总系统的五个功能子系统。现代医学研究证实，整体的性质不应是各局部器官系统性质的简单总和，而是各局部规律的对立统一体。

　　中医是几千年来体内实验的结晶，而人本身就是最佳的天然实验室，其精密程度是任何事物都无法比拟的。

　　开启和构建中医的信息论思维模式

    中医视人为一个有机整体加以客观的研究，特别关注机体生物信息的表现和反馈，通过信息分析可以探测生理功能状态和病理改变的属性和程度，相反也可以利用信息的刺激和影响纠正机体的病态，调整机体的功能。从信息论的观点来说，无论是西医的药物治疗，还是中医的针灸、中药、理疗，都是机体与外界介质相互作用的表现形式之一。机体是一个最完善的自我调节的开放系统，与外界介质相互作用的结果，不仅交换物质与能量，而且也交换信息，因而治疗因素对机体作用的结果，必然影响到机体内部各个系统，使之产生一定的反应，调动机体对外界环境复杂作用的防御、调节、适应的机制和能力。

　　构建完备的中国哲学体系来指导中医的现代化

　　哲学具有指导科学发展方向、决定科学发展模式的作用，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就如同车的两个轮子，如果一个过大，而另一个过小，车就会无法前进，只会在原地转圈，徘徊不前。中医理论是一种“哲理式”的思辩，中医实践是一种“经验式”的积累，认识中医须先从中国古典哲学的思维入手。中西医是截然不同的理论体系，如果机械地用现代科技手段研究中医的本质及转归，过分追求中医药的客观化、标准化、量化，而忽视古典哲学理论的指导作用，必将不利于中医的发展。尤其是当代的“实验阳性”理论根本改变了中医以人为本的理念，试图用“临床——动物实验——临床实验——临床”这种方法进行中医药的研究是对中医根本理论方式的忽视。

　　中医现代化应该尊重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首先是中国古典哲学理论的发展，然后才是中医的发展。医学发展的内在动力是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医学需要从文化母体中学习智慧，从哲学理论中寻找观点和方法，转化发展为医学的学术思想和思维模式。因此，中医现代化不能套用某些模式，只能在不断的摸索和实践中走出一条符合自身发展的、行之有效的思路和方法，即依托于现代科技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古典哲学理论进行深入研究，构建完备的中国哲学体系来指导中医的现代化。

　　中医的文化传承与现代化

　　中医是传统文化和古典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集中体现了传统的科学文化、人文文化、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医现代化离不开传统文化、古典哲学的振兴；而传统文化和古典哲学的振兴无疑是推动中医现代化的一个引擎，能够为中医现代化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中医的盛衰是由自然历史的发展规律决定，并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我们要利用现代科技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古典哲学进行深入的研究，挖掘其蕴含的科学真理，重构中国的哲学体系，积极吸收现代科技文化的精华为我所用。只要是在中医理论的指导下运用中医的思维模式进行诊治，无论用何先进的科技方法，仍然属于中医的范畴。


    中医药现代化的几点思考

□ 黄 煌  南京中医药大学

　　中医药学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中医药学术观点。汉唐时代，是中医的经验化时期，中医药学的精气神无不积聚于此时；金元时期，各家学说纷纭杂至，是中医的杂学化时期。不同时代的中医，其内容不一样，思路也不一样。所以，讲中医，不能离开具体的内容；讲中医药现代化，更不能笼而统之谈现代化。

　　与玄学绝交

　　就目前中医药的发展现状来说，最需要的是科学精神。世间的学问未必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但真学问必然是从看得见摸得着开始的。中医的当务之急，是与玄学绝交，尽快沿着自然科学的轨道运行。不要再强调“医者意也”，不要强调追求“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境界，不要轻信内观、自省、顿悟及特异功能，中医药的临床技术以及理论肯定离不开前人长期实践的经验积累。尽管阴阳五行不可捉摸，但中医主要是用药、用方、用针、用灸看病的，而不是用概念、用术语、用意念、用心诚看病的。中医药不是巫术，也不是宗教。《周易》蕴含着古代中国人的智慧，与古医学也有相通之处，但欲为中医，不读易经可以，但不读《素问》、《灵枢》、《伤寒论》、《金匮要略》是万万不行的！所以，当今的中医界，也不要过分强调医易同源。还是让年轻人多专注于临床，专注于医疗技术，专注于研究古代医学经典为好。

　　科学的方法是四海皆宜

　　讲中医药现代化，就是希望中医药不排斥现代科技，包括不能排斥现代医学。上个世纪就有人用塞里的“应激学说”去解释《伤寒论》，用控制论、系统论来解释中医理论，有别开生面的感觉。循证医学是从国外传入我国的新兴学科，现代就用于中药的有效性与安全性的评价，虽不能说尽善尽美，但其严谨性让人折服。现代的数理统计方法，如因子分析、聚类分析、数据挖掘等，在中药古代文献的整理研究上大有用武之地。还有，现代医学关于疾病的认识，也照样可以帮助中医药提高疗效，因为古代中医的识症，就包括辨病，将辨证与辨病分开的观点，不符合历史经验和临床实际。

　　吸收与借鉴现代科技，不能盲从

　　由于思维角度、认识方法及手段的不同，中医药与现代医学之间在认识人体和防治疾病的观念和方法上还是有许多不同点的。有人说，西医是治“人的病”，中医是治“病的人”。这句话虽不全面，但也提示了中医的优势在于重视整体，重视个体差异。所以，要尊重中医药的临床事实，不能因为现代医学理论不能解释而轻易否定。

　　中医药人士要有自信

　　不因古而卑，不因土而卑，不因中而卑，不因廉便而卑。中国人用天然药物数千年，亲身尝试，经验弥足珍贵，古有何卑？中医药与各地风土人情紧密相连，其治疗方法，不外是喝汤针灸拔罐，人人从小见之，在乡间行之，可谓土，但贴近生活，是生活的医学，是生活的智慧，土又何卑？当今世界，东西文化平分天下，不能论高下优劣。中西医学也各有短长，当今来中国学习中药针灸的外国人数千上万，中医药已经走出国门，与现代医学一样能造福当今人类，中又何卑？中药价廉、针灸推拿简便，这本是了不起的优势，有助于解决当今国人看病贵之难题。

　　临床实践是检验中医药理论的惟一标准

　　中医药虽有文化的性质，但说到底，中医药是防病治病的一门技术。看病就要在临床上见功夫。立足临床，是中医药所有问题的出发点和归结点。要以临床疗效折服世人，要以临床实战训练学生，要以临床成果考核医生，要以临床事实创新理论，要以临床经典训示后人，要以临床效益评估论文。一切从临床出发，临床实践才是检验中医药理论的惟一标准。

　　做中医难，难在用药

　　做中医难，难在用药；用中药难，难在没有规范，特别是现代社会能够接受的规范。在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之前，讲中医药现代化、中药现代化都是没有意义的。剂型做得再精美，服用再方便，都是没有意义的。做医生的都熟悉患者在医生面前所说的话，只要有效，我什么都肯吃。用药规范，就是要保证有效，保证安全。从这个意义上说，制定中药的应用规范，成为中药现代化的前提和基础性工作。

　　中医药要走近大众

　　首先要让大众听得懂。中医药的名词术语往往让人似懂非懂。中成药的说明书就应该好好改一改。比如小柴胡冲剂，用于“胸胁苦满、往来寒热”，不要说是老百姓，恐怕大多数医药人员都看不懂。再如附子理中丸，本是千年名方，但其说明书上“脘腹冷痛、肢冷便溏”，也让人摸不着头脑，当然也谈不上正确使用。

　　其次，要让大众信得过。中药及其制剂一定要有有效性与安全性的评价。许多中药的疗效缺乏令人信服的证据，光靠传说往往不能让绝大多数的现代人接受。

　　再次，要让大众用得上，也就是要使中医药能适应现代人的生活节奏，要方便、快捷、经济、环保、卫生，要符合当今人们的审美情趣和生活理念。



[ 本帖最后由 gl0101 于 2008-2-20 16:41 编辑 ]

    作者单位 山东中医药大学

　 　尽管国家已经将“中医现代化”规定为今后中医创新发 展的基本任务之一，中医界也已将其明确为中医研究发展的方向，但是，从思想认识上看，业内的观点还是相当不一致的。“中医现代化是对传统中医的抛弃”、 “中医现代化就是中医西化”、“中医不现代化是等死，中医现代化是找死”等等，这些言辞激烈的观点，明显反映出与“中医现代化”认识上的对立。尽管如此， 这应当还是一个关于中医发展的学术问题，认识上的相左属于学术论争，我们应当允许大家充分地发表看法，深入辩论，通过学术辩论，走出错误，逼近真理。

　　“中医现代化”争论不休的症结何在呢？分析反对者诸多观点的依据不难发现其中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认为中医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范畴，不能通过现代科学使之现代化。其实，这正是问题的症结所在：片面地认识中医，忽略了中医的“双重性”。

　　“双重性”是中医的本质特征

　　从医学起源和医学的目的看，中医的自然科学属性是显而易见的，不容置疑的。但是，在中医理论的形成中，由于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古代哲学的影 响，用以阐释科学现象的阴阳学说、五行学说、天人相应等哲学思想，自然成为了中医学的理论支柱，使中医理论具有了与中国传统文化难以分割的联系。于是，中 医便带有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双重属性。“双重性”既是中医学的本质特征，也是中医不同于西医的重要区别。

　　也正是因为中医与西医存在着文化上的差异，所以，在进行中西医比较时我们往往只去关注它们在文化属性上的不同，而忽略了它们在自然科学属性上的 相同。由于认识上的片面，加上中医历史形成的封闭性，自然就与西医彻底地对立起来，进而与现代科学对立起来。这便是认为中医不能走向现代化的错误根源。

　　“双重性”是对中医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内在规定

　　“双重性”既然是中医的本质属性，就应当严格遵循由其属性所规定的路径和方向去发展，也就是所谓的“要遵循中医发展的自身规律”。人文科学的属 性，决定了中医发展不能脱离中国传统文化，同样，自然科学的属性则决定了中医不能远离自然科学的发展规律。由于“双重性”的内在规定，便使中医在发展中具 有了双重身份--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

　　中医的传统性，表现在中医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守。中医学理论的构筑，是以中国古典哲学为基石的，中医理论中没有了阴阳五行学说和天人相应的整体观，其理论也就不再是中医的。规定中医的传统性，就是要把中医的“根”留住。

　　中医的现代性，是基于其自然科学属性而言的。自然科学不需要坚守，而是要求不断地变化、不断地发展，只有在变化中创新，在发展中前进，才能保持其先进性，才能体现其现代性。先进性和现代性是一切自然科学学科发展的必然追求，中医也不例外。

　　由于中医具有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双重性”，便规定了中医传统性与现代性兼具，自然也就赋予了中医既要“坚守”又要“发展”的学科特征。

　　偏离“双重性”，必然各执一端

　　既要“坚守”又要“发展”，是中医学的学科特征，二者不能偏废。忽略中医的自然科学属性，便看不到中医与现代科学发展的必然联系，看到的只有中 医属于传统文化的一面，进而只强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守；忽略中医传统文化的属性，必然无视中医具有的文化特征，进而毫无区别地将中医完全纳入自然科学发 展的轨道。现在表现出的对“中医现代化”争论不休的持久局面，主要原因就在于对中医“双重性”认识的偏离，不能将中医的人文科学属性与自然科学属性同等地 看待，而是执其一端否定另一端。

　　中医现代化是“传统”与“现代”的统一

　　之所以有人对“中医现代化”一直持反对态度，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对“中医现代化”认识上始终存在一个严重误区，即认为中医现代化就是用现代科学来改造中医，就是完全用自然科学发展的思路、方法和技术来重建中医，所以才有“中医现代化就是西化”的论点。

　　我们通过什么来延续中医的生命，又靠什么来为中医不断注入旺盛的生命活力呢？那就是靠“坚守”和“发展”，坚守中国的传统文化，发展中医的科学内涵。如何来坚守，又如何来发展呢？这便是中医现代化所要解决的。

　　“坚守”是不能动摇的，守不住人文科学的属性，守不住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中医就会在发展中消亡。但“死守”是守不住的，只有在发展中守，中医的生命才能得到延续，中医的“根”才能在社会需求的肥沃土壤中深入生长。

　　不少人认为，中医的传统性与现代性不可能统一，因为这是两种文化的差异，两种思维的差异，现代性是西方科学的体现，它不可能与东方传统文化相融 合。从人文科学的角度看，不同的文化是很难融合的，但是可以共同相处，即所谓“和而不同”。中医由于具有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双重性”，文化的东西可以 和而不同，而自然科学的东西则是可以遵循共同规律发展的。不仅理论上可以这样认为，中医的实践也已表现出了与现代科学的密切联系。撇开中医现代研究中对自 然科学方法与技术的应用不说，仅就目前临床对现代检测方法与仪器的普遍引进来看，单从经济需要或仅仅为了与西医抗衡来解释，恐怕难以服众。临床诊断上的 “病症结合”，疗效判断上的“中西互参”，其普遍性也不是只用“西化”能解释得通的。“衷中参西”的普遍性，不仅仅说明这是中医现代临床的迫切需求，也从 更深层面揭示出中西医在自然科学属性上有着相通之处，有着共同的规律可循。

　　从另一个角度看，现代性不仅仅是对现代科学的体现，同样也表达了传统对现代社会需求的适应。现代化过程不是现代性和传统性决裂与冲突的过程，实 质上是传统性在科学和技术进步的条件下对现代社会文化的变化需求所做的功能上的适应。如《中医药创新发展规划纲要》中说：“中医以整体、动态和辨证的思维 方式认识生命与疾病的复杂现象，但用传统概念表达的中医药理论的科学内涵难以被现代社会普遍理解和接受。”所以提出“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努力证实、阐 明中医药的科学内涵”。这种针对现代社会的需求，对传统中医进行功能上的适应，就是中医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发展统一。

　　总之，中医现代化是在对中医“双重性”全面把握中向前推进的，任何片面的对待，都是对中医现代化的误解。

    我 可以明白无误地告诉大家：中医是科学，它有自身独到的科学研究方法，中医科学方法的典范是《伤寒论》，而不是人们惯常认为的《黄帝内经》。中医不是一种单 纯的文化或人文科学，也不是一种单纯的技术，文化的、人文的色彩和技术的功用，只是它的两种属性。但是，它与我们经常接触到的、在现实生活中发挥着决定性 影响的当代科学截然不同，因而难免引起人们的疑惑。中医是一门古代自然科学，或者说，它可以称作后现代科学，更准确地说，它应当是一门复杂科学，它研究人 体生命活动和治疗疾病所采用的主要方法是信息论，而不是当代科学（包括当代医学）所惯常采用的还原论。因此，不能用研究当代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医，不能用 当代科学原理来衡量中医，从而决定它的命运和价值取向。

    根据我多年的思考和研究，我认为古代中医对人体生命活动的研究所采用的认识论和治疗疾病所使用的方法论，主要来源于老子《道德经》。《道德经》第二十一章说：“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老子提出的道，是一种哲学范畴，既是指宇宙的本原，又可以指事物的普遍规律，以及每一门学科的最高法则。根据我的理解，这段话的意思是：“道这个东西，是 混沌模糊的，它的内部，有形象，有物质，从外面观察，似乎能看清楚，却又看不真切。在它的幽暗深处，藏有精气。这种精气是十分真实的，有信息传递出来”。 这段韵文很流畅，并不难懂。从外面看不真切的是象和物，因为形象和物质是静态的；能够感受到的是精，因为精气是动态的，老子用“其精甚真”来强调流动的 精气给人造成的逼真的感官冲击，而体内的信息是靠精气的流动递送出来的。

    请 仔细体会一下：这不正是概括了人体生命活动这个复杂系统所具有的模糊性、不可直观的特点，并且揭示了医学应当为之采取的研究方法吗？的确如此！请紧紧抓住 象、物、精、信这四个关键词。先讲信，信的意思是凭据、信息。人，只要是活着的人，不论处在健康、亚健康、患病的哪一种状态，总是有愉悦、疲乏、不适、疼 痛等各种感觉，这就是体内发出的信息，这些信息，不仅自己可以感受到，旁人也可以观察到。中医通过望、闻、问、切四诊，从各个角度来捕捉、收集病人体内发 出的信息。然后，将收集到的各种信息分类、归纳、抽象，上升为“证”。证是经过加工提炼之后的信息，可以据此确定疾病是在体表、还是在体内，属于寒性、还 是属于热性，人与疾病之间的态势是属虚、还是属实，整体性质属阳、还是属阴，形成了有名的“八纲辨证”。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先生几年前在香港作关于 “中国古代文化与中国古代科学”关系的一次讲演时，提到中国古代科学家善于把复杂的现象归纳、抽象成简单的原理，举的就是“八纲辨证”的例子。在辨证清楚 之后，医生或用针灸，或投汤药，给予种种治疗，而采用的所有治疗措施，都是医生向病人体内输入信息。病人经过治疗后，是好是坏，又会通过主观感受和客观体 征的改变这些新的信息，反馈到医生那里，医生再决定如何进一步治疗。这就是张仲景在《伤寒论》中教给我们的“辨证论治”。辨证论治，用现在的语言来说，就 是中医处理人体疾病信息所采用的科学方法。辨证有严密的逻辑，论治有严格的规定，不是可以任意施为的。这就与光凭经验用药的“经验医学”有了本质的差别。 举例来说，《伤寒论》第13条：“太阳病，头痛，发热，汗出，恶风，桂枝汤主之。”在这里，头痛、发热、汗出、恶风四种症状，就是患者得病后体内发出的四种信息，这一组信息经张仲景分 析、归纳后，抽象、上升为风寒表虚证，而后用桂枝汤治疗。由桂枝、白芍、甘草、生姜、大枣五味药构成的桂枝汤这个信息组，在输入患者体内后，使体内原来发 出的头痛、发热、汗出、恶风这一组信息迅速消失。于是，这种特定信息的输出与输入，形成了一个范式。清代伤寒名家柯琴称之为“桂枝汤证”，并且将伤寒方所 适应的证全部命名为麻黄汤证、小柴胡汤证、白虎汤证等，继而提出以“汤证结合”为纲学习伤寒论的方法。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发现和十分正确的导向，真是慧眼独 具！“汤证结合”或“方证结合”概念的提出，使输出信息与输入信息的搭配标准化、规范化，达到了信息处理的最佳效果。掌握和贯彻了《伤寒论》的辨证论治方 法，就可以使中医摆脱经验医学的桎梏，上升到科学理论的高度，大幅度提高治病的疗效。为什么中医临床家总是反复强调治病时要“认证无差”？因为对疾病信息 的归纳、分析、判断一旦有错，再多、再好的方子也不会有效。为什么经方派医家一再叮嘱用伤寒方必须用原方，“不可随意挪动”？因为几乎每一首伤寒方都有严 谨的结构，而且被多次证明：这是对应于某一个证的最佳输入信息组合，如果随意加减，破坏了它的结构，即使认证再准，输入了错误的信息，治疗同样会失败。现 在人们动辄批判经方派医家守旧复古，谁知“不可擅自改动经方”之训，其中蕴藏着深刻的道理，浅薄的反而是自己。只要认真读过《伤寒论》的人都知道：在《伤 寒论》里，有分析，有综合，有演绎，有归纳，有抽象，有推理，有假设，有比较，组方慎密，计量严谨，中国古代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的成果，被张仲景运用发挥 到了极至。在这里，不需要解剖知识，不需要动物模型，不需要药理试验，不需要实验研究，不需要统计分析，只需要掌握好患者与医生之间直接的信息交流，也就 是掌握好辨证论治这个中医处理人体信息时所采用的科学方法。因此，辨证论治是中医所有科学方法中最重要的方法，是近现代医学从来没有采用过的方法，是目前 中医、西医两个医学体系相互勾通中最难以逾越的障碍，但它却是中医临床的核心和灵魂，是中医认病、治病最犀利的武器。《伤寒论》不仅提出了辨证论治的思 想，而且通过书中理、法、方、药的紧密结合，完成了中医临床认识论与方法论的高度统一，所以，它在中医学中的地位和重要性是无与伦比的。试问：《伤寒论》 所阐述的，难道只是一种经验医学、应用技术，而不是一种科学体系吗？结论应当是不言而喻的。有人认为：中医的治疗经验不具备可重复性，不能经统计学处理， 因而它是一种经验医学。这显然是一种误解，如果是针对西医所说的病，中医任何良方可能都经不起统计学处理；如果是针对中医所说的证，中医无数方药的疗效不 仅经得起亿万次的统计学处理，而且精确的辨证论治可以取得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有效率，例如《伤寒论》中的两百余首经方，重复了1800余 年，至今仍然疗效卓著。请问，有哪一种西药比得上中医古方的这种统计和重复呢？用评价西医的当代科学标准来评价中医，用研究西医的科研方法来研究中医，必 然导致中医的悲剧，但这何尝又不是当代科学的悲剧？明明看到那些临床经验丰富的老中医治某种病疗效卓著，用他的方子去做实验，却得不出阳性结果，没有统计 学意义，只好否定，这不是活活的“睁眼瞎”吗？这把貌似公正的“金尺子”，不知挫伤了多少中医和中西医结合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为了屈从西医的科研标准，他 们只好放弃自我，而放弃自我的结果，导致搞了几十年的科研，却拿不出一项象样的、世界级的中医成果来。这不是中医不科学，更不能证明中医治病无效，只能说 中医还没有建立起一套符合自己这门学科的“金标准”。当然，正如我在前面所说的：中医是“中国乃至世界古代自然科学仅存的熊猫、活的化石”，言外之意，现 代社会几乎再找不到类似于中医这样的古代自然科学，没有参照物，要建立自己的“金标准”，实属不易！没有办法，只好先借别人的鞋来紧自己的脚，甚至要削足 适履，还得低声下气，这种做小媳妇的日子当然是不好过的。我认为中医的科研要想扬眉吐气，取得真正的突破，必须走自己的路，而要走自己的路，必须先做自己 的鞋，建立一套适合本门学科的科研方法和评估体系，如果一时作不到，不妨把全面继承放在首位，耐心等待当代科学的嬗变，否则，一条死胡同走到黑，是难有出 头之日的。我注意到近年有报导说，日本研制的《伤寒论》小柴胡汤制剂已成功打入美国的药品市场，我不知道“小柴胡”是如何逃脱“统计学处理”这一类紧箍咒 的，这似乎应当引起有关科研人员的高度重视，仔细研究，迅速跟进，也许从中能找到一条中医药迅速融入现代社会的快捷方式。我早已觉察到西方人并不把“金标 准”当作甚么金科玉律来卡中医的脖子，也许是因为不存在竞争就没必要踩对手的缘故吧。总之他们一直在假装“睁眼瞎”，明明用实证的方法看不到经络的存在， 却不去否定它，反而大开绿灯，到处放行，这种中国式的“难得胡涂”，倒表现了一种科学的聪明。如果硬把当代科学当作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把自己完全不懂并 且根本不想去弄懂的东西统统斥之为非科学，岂不是太霸气一点了吗？倘若我们的科学工作者能够意识到当代科学和当代医学的某些不足和缺陷，目光稍微留意一下 中医独到的临床方法论，也许能从另外一个角度找到当代科学的原动力。钱学森先生二十多年之前曾说过：中医的合理内核一旦被揭破，整个现代科学都要改写。虽 然改写的时代远没有到来，悲剧的阴霾依旧笼罩着中医的天空，可是，从中却透出了一线亮光。最近，中国科技部向中国中医研究院下达了一项科研课题，题名为： “中医药科技信息库”。课题的设想前提是：既然中医古代治病是一种信息的方法，而这些信息又都保存在一万余种中医古籍中，为什么不利用计算机这个当代科技 的最高成果来处理这些信息呢？先从中药文献开始，而后是方剂、临床各科、医案医话等等，用建立知识库系统的形式，把两千年来中医治病的信息采集、存储下 来，使中医的物化、功能化语言成为计算机语言，以利于在现代社会的传播，在数字化地球的大框架下，实现“数字化中医”。这是一个极其庞大的工程，我虽然只 参加了其中微不足道的一点工作，但从中受到鼓舞。作为20世 纪最伟大发明的计算机网络，有可能成为任何学科的发展前沿，与它同步，就是真正的“与时俱进”，这种全新的思维、研究方法和手段，有可能使中医出现整体 的、跨越式的突破，并由此起步，最终实现中医的现代化，让中医从此走出悲剧的阴影，变成一曲人间喜剧。这是一幅多么美好诱人的前景！              

    对 于那些至今仍然认为当代科学完美无缺的人们，我建议他们读一读金世明教授最近送给我的一本书，书名就叫《复杂》，作者是米歇尔·沃尔德罗普，美国威斯康辛 大学基本粒子物理学博士，担任美国科学杂志高级撰稿人长达十年之久。书的封面是一段饶有兴味的话：“这部书叙述一群美国科学家如何开创‘21世 纪的科学’的故事，对正在形成的科学的复杂体系做了深入浅出的描述，介绍了‘一场新的启蒙运动’。故事是，美国一些不同领域的科学家们越来越无法忍受牛顿 以来一直主导科学的线性和还原的思想束缚。他们在各自领域发现，这个世界是一个相互关联和相互进化的世界，并非线性发展的，并非现有科学可以解释清楚的。 他们认为这个世界上不仅存在着混沌，也存在着结构和秩序。他们逐渐将自己的新发现和新观点聚集起来，共同努力形成对整个自然界、对人类社会的一个全新的认 识”（三联书店出版，1998）。 当然，书中不可能有中医的故事，因为，目前大概还没有一个西方科学家真正读懂了中医。但是，我从中看到了希望：人体的生命活动绝对是一个复杂体系，是不可 能凭借解剖的、实验的、统计的、微观的这些“现有科学”完全解释清楚的，现在已有一群来自不同领域的顶尖科学家开始发现了当代科学存在的缺陷，那么，中医 这门古代科学在当代所蒙上的尘埃，总有被拂去的一天，中医的科学方法和合理内核，最终一定会被未来科学所揭示和承认。

    中医善治感冒者必是良医。为什么这么说？有很多深刻的道理。

    一是善治感冒者要精通《伤寒论》。见到感冒必须准确把握外邪的性质，是中风还是伤寒？外邪侵犯了何经？兼证挟证是什么属性？是否有变证坏证，是否有入腑入脏趋势，预后发展如何？等等等等，不精通《伤寒论》，不懂得六经辩证的人就不可能完全辩证清楚。

    二是善治感冒者要精通温病学说。感冒需要鉴别的太多了。最常见的是伤寒与温病的鉴别，如果不精通温病理论，疑似之间即易铸错，而熟练掌握温病学说绝非一朝一夕的功夫。

    三是善治感冒者要熟悉中医内科，不能准确区分外感内伤也成不了治疗感冒的高手。单就发热而言，就必须会鉴别外感发热与内伤发热，而内伤发热又有气虚、阴虚等等不同，最起码应该熟悉李东垣的气有余便是火和朱丹溪阴虚内热理论，无疑其内科功夫必须深厚。看来金元四大家的理论不掌握也难登堂奥。

    四是善治感冒者必定善于遣方用药。辩证再准确，如果处方用药杂乱无章也是白费。经方时方需要灵活通变，本草药性必须了如指掌，其方剂学、中药学的功底也不可低估。

    小小感冒，中医诊断起来却不简单，其中尚有区别患者不同素质的问题。是阳虚体质，还是素体阴虚，有何痼疾宿病，寒热虚实表里阴阳必了然于胸，方可辩证精当，手到病除。

    病家不懂中医的太多，往往不容易区分中医水平高低。我这里告诉你个窍门，善治感冒者必是良医。你只考察医生对于感冒的治疗水平，十之八九可以确定他中医水平的深厚程度。

    另外顺便说一句，如果你患一般感冒服用中药，三付药还没效果，就应该另求高明，剩下的药扔了就是，不值得可惜，肯定是医生辩证有误了。因为中医对于一般感冒，如果辩证准确，用药精当，是效如桴鼓、应手即愈的，“中医只治疗慢性病不能治疗急性病”的认识是不了解中医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