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王冰
《素问*至真要大论》言：“诸寒之而热者，取之阴；热之而寒者，取之阳。所谓求其属也。”《素问》自解为“治其王气，是以反也。”这里的“王气”指表现、现象。热症服寒药而热反胜，寒症服热药而寒反胜，这是为什么呢？王冰注：“益火之源，以消阴翳，壮水之主，以治阳光，故曰求其属也。”后世解释为：有热症用寒药而热不退，当补其阴；寒症用热药而寒不解，当补其阳。教科书解释：由阴虚而引起的发热，用苦寒药（辛寒）泄热而热不退，当用补阴法治疗。亦即王冰所说的“壮水之主，以治阳光。因阳虚而引起的寒症，用温热药（辛热）散寒而寒不去，当用补阳法治疗。亦即王冰所说的“益火之源，以消阴翳”。


这里的阴阳不是指治法：补阴、补阳。而是病性的属性：属阴、属阳。取之阴，是说病性属阴，应该用热药治疗；取之阳，是说病性属阳，应该用寒药治疗。意思正好相反，即《至真要大论》所谓的“反治”法。

经络体系和方药体系不容混淆
    马文辉 主题词：针灸经络 方药辨证 理论体系
提要：全文通过对中医两大理论体系的分辨和澄清，理顺和解决了历史上许多悬而未决、争论不休的重大理论问题，为中医未来的健康发展扫清了障碍。
祖国医药学的两大遗产：一为针，一为药。历代医家针药并举，身兼二能，使针药互为补充，成为有机一体。从临床来看待这一问题是十分有益的，但在理论上把二者混为一谈则造成了中医基础理论的极大混乱。
一、两种学术体系源流考
上古医学演变的史料，文献可考的。第一、从伏羲制九针的传说到总结完成《黄帝针经》，发展为后来的《灵枢经》。第二、由神农尝百草的传说到总结完成《神农本草经》，发展为后来的伊尹《汤液经法》。从史籍可推其传承者，华佗为针经一脉，仲景属汤液一支。到了两晋时代，皇甫谧总结了汉以前的针灸成就著成《针灸甲乙经》十二卷，王叔和整理编撰了仲景遗论《伤寒杂病论》十六卷。上述两种学术流派的传承授受，周秦至两汉之际，尚有可推见者，魏晋以后，医家的传授世次虽然中断，但简编缀辑者大有人在，使针药得以延续和发展。至宋元以后，针药出现交错融合，理论体系混同为一，不同的学术流派涌现出来，中医药进入了战国时代。
二、两种学术体系基本理论的渊源
中医理论是古代哲学与医疗实践相结合的产物。阴阳学说是中医理论的哲学基础。《内经•阴阳应象大论》说：“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杀死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当求其本”。中医学离开了阴阳学说，其理论就不复存在。
1、经络学说体系的形成。从《足臂十一脉灸经》到《内经》中的十二经脉，三阴三阳起到了促进、规范和完善的作用，这是医学在理论上的一次质的飞跃。自此，三阴三阳作为手足十二经脉的代名词广泛应用于人体的解剖、生理、病理、症候、诊断、治疗、养生等各个领域，这在当时医学界成为一种时尚和定理。然而，经络学说最具实用价值和指导意义的还是针灸治疗体系。
2、汤方辨证体系的形成。从单味药到复方治病经历了一个漫长过程，并且没有成熟理论作指导，完全停留在经验医学阶段，相对于针灸治疗理论上显得就要落后许多。然而，面对大量的瘟疫流行，以经络学说指导的针灸又显得无能为力，《素问•热论》就是一个极好的证明。药物治疗在不断的反复实践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造就了许多身怀绝技的经方大家，《汉书•艺文志》就记载有经方十一家。东汉末年，张仲景在广泛吸收前人经方经验的同时，经过自身的反复实践，把凌乱无章的方证归纳入一个崭新的辨证论治体系之中，完成了《伤寒杂病论》。自此，方药治病从感性经验一跃而上升为系统化的理论规范。
《伤寒论》虽然仍采用了三阴三阳的哲学思辨框架，但他完全从经络学说中摆脱出来。他以三部定位划分表证、里证、表里证，以六时辨病区分发热类型，以六证分型鉴别寒热虚实，以脉证单复来定论治方药。 L
三、三阴三阳在经络学说和汤方辨证中名同实异
手足十二经脉分别以三阴三阳来命名，它们是肺手太阴之脉、大肠手阳明之脉、胃足阳明之脉、脾足太阴之脉、心手少阴之脉、小肠手太阳之脉、膀胱足太阳之脉、肾足少阴之脉、心主手厥阴心包络之脉、三焦手少阳之脉、胆足少阴之脉、肝足厥阴之脉。
汤方辨证的三阴三阳是用来区分病时、病位、病性的。三阳主昼，三阴主夜；太阳、厥阴主表，阳明、太阴主里，少阳、少阴主半表半里；三阳主热实证，三阴主虚寒证。经络的三阴三阳和辨证的三阴三阳一个是为针灸治疗服务，一个是为汤方治疗服务，决不可因名称相似而混为一谈。
四、后世医家均未突破《伤寒论》三阴三阳辨证体系
1、河间学派的代表人物刘完素、张从正、朱震亨分别从火热论、攻邪论、养阴论三个方面丰富和发展了三阳证的辨证论治内容，补充了太阳阳明合证的表里双解剂防风通圣散、双解散等一批有效方剂。
2、易水学派对三阴证的继承和发展做出了贡献。李杲发明的补中益气汤、调中益胃汤等对少阴太阴合证有很好的发挥。王好古对三阴证进行了总结和概括，第一个提出了当归四逆汤是厥阴证的主方。张介宾在六味丸、八味丸的基础上发明了左归、右归等方剂，丰富和发展了少阴少阳合证的治疗方法。
3、温病学派在温热论的基础上，通过明清两代许多医家努力，叶天士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少阳证营血分的论治，创立了如清瘟败毒饮、牛黄安宫丸等一大批行之有效的方剂；薛生白提出了湿热论，发明了许多三阴三阳合证方，如太阳太阴合证的藿香正气散、少阳太阴合证的白虎加苍术汤等；吴鞠通修正和补充了温病后期阳证向阴证转化的治疗方法，如增液承气汤、大小定风珠等。
统观后世医家的发展，都是对《伤寒论》辨证论治体系的补充和完善，发挥和提高。寒温之争不应该再持续下去了，只有把各家统一起来，才是一个完整的、系统的、全面的汤方辨证论治体系。

由太原市委、太原市政府主持召开的“纪念全国名老中医刘绍武百年诞辰暨‘三部六病’学术传承大会”在太原市中医院隆重举行。参加会议的领导有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山西省中医药学会会长、山西中医学院院长周然，山西省中医药管理局局长文渊，太原市委副书记郭振中，太原市政府副市长张政，太原市委常委、宣传部长范世康，太原市人大、政协的领导， 大会由太原市卫生局局长李文学局长主持，参会的有刘老的弟子北京军区总医院副院长徐黎明少将、原北京军区282医院副院长郭维峰大校、太原市中医院胡连玺主任医师、北京军区总医院宿明亮主任医师、 中国中医科学院苏庆民教授、山西中医学院附属医院马文辉主任医师等代表和刘老的子女及孙辈刘惠生所长、刘剑波等50余人，太原市中医集团各中医院院长，省市中医界名老中医及新闻媒体的各位朋友200余人出席了大会。

“协调疗法”的临床应用
马文辉  山西中医学院第二中医院
        协调疗法是“三部六病”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纠偏疗法，共同组成“三部六病”两大疗法，广泛应用于内伤杂病中。
一、协调疗法的理论依据。《伤寒论》148条“伤寒五六曰，头汗出，手足冷，心下满，口不欲食，大便硬，脉细者，此为阳微结，必有表，复有里，脉沉亦在里也。汗出为阳微结。假令纯阴结，不得复有外证，悉入在里，此为半在里半在外也，脉虽沉紧，不得为少阴病，所以然者，阴不得有汗，今头汗出，故知非少阴也。可与小柴胡汤，设不了了者，得屎而解”。从证候看，“头汗出“属少阳”，微恶寒”属太阳，“手足冷”属厥阴，“心下满”属太阴，“大便硬”属阳明，“脉细”属少阴，六病具全。然而此证既非表证，也非里证而为半表半里证，既非阳证，也非阴证，而为寒热错杂症，给临床辨证带来极大困难。张仲景独具匠心，创立小柴胡汤和解表里阴阳，通调三焦气机，从而达到“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气因和，身戢汗出而解”或“得屎而解”的奇特效果。
二、协调疗法的组方原理。机体内，胸为至阳，接纳天阳之气，主“上焦开发，宣五谷味，薰肤充身泽毛，若雾露之溉。”腹为至阴，受纳水谷之气，主“泌糟粕，蒸津液，化其精微，上注于肺脉，乃化而为血，以奉生身”。它们是新陈代谢两大物质（氧和饮食物）摄取和转化利用的场所。同时胸腹为五脏六腑寄居之地，借三焦气化来相互沟通，完成整体的协调统一，小柴胡汤七药伍用，可使三焦得通，气机得畅，营卫得调，阴阳得和，从而达到整体协调。
通过大量临床实践体会到，小柴胡汤以苏子代半夏，苏子降而下气，利膈宽肠，以除半夏之燥弊。在非呕非恶疾病中，以川椒代生姜，川椒除湿散寒，解郁温中，热而不伤津液，并有解痉缓急止痛之用。这样既不失原方剂的组方精神和临床疗效，又使得方剂更加平和。小柴胡汤既已更药，故改称“协调方”。
柴胡15克、黄芩15克、党参30克、苏子30克、川椒10克，甘草10克，大枣10枚。
方中柴胡主升，苏子主降，黄芩主清，川椒主温，柴胡主疏泄，党参、甘草、大枣主补益。七药相互制约，协调共济，共同组成和解大法。
三、协调疗法的临床使用。在临床上，整体气机不调，表里阴阳不和，并非象148条那样各证俱显，往往只有一证或数证。针对这种寒热虚实分辨不清，表里定位不明的情况，刘老大胆地提出，凡人体疾病矛盾双方，呈现非对抗性的矛盾，不出现大热、大寒、大虚、大实的四大证，都可采用小柴胡汤协调调整体，以发挥机体的自然疗能进行双向调控，从而达到宣通表里，疏调三焦，充津液而使五脏戴泽，和气血而使生机衡常。
四、整体阴阳、气血、脏腑功能失调的诊断和治疗。整体阴阳气血功能的失调，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形成，它与人的体质、心理、性情，环境等诸多因素密切相关，并且综合作用，日积月累逐渐发展而来，通过大量临床实践证明，气血的失调变见于寸口，形成病理性的特异脉，是整体病最客观，最本质的指征。
1、溢脉证：此脉的特点是，脉出寸口，直达鱼际。刘老经过千万人次的临床统计指出，凡是具有上鱼际脉者，大多性格刚强，脾气急躁，至少在三年以上的时间里心情不畅，对自己的性格采取压制态度，用理智克制自己的冲动性情，辨证为肝郁火旺，肝阳上亢，90%以上的病人有头痛，头晕，失眠多梦或萎靡不振，多睡，目花耳鸣，记忆减退，胸胁苦满，心中烦躁，吞酸神倦，身重难转，周身乏力等证候，多属交感神经亢奋的一系列表现，治疗采用柴胡加龙骨牡蛎汤的变方（柴胡15克、黄芩15克、苏子30克、党参30克、桂枝10克、石膏60克、车前子30克、川军10克、川椒10克、甘草10克、牡蛎30克、大枣10枚），更名为调神平亢汤。
2、聚脉证：此脉的特点为，寸尺俱弱，关脉独盛，宛如豆状。凡有聚关脉者，性格多内向，性情压抑，沉默寡语，至少在半年以上为一件事，反复考虑，不能言之于口，不愿告之于人，反反复复，百思不得其解。辨证为肝郁气结95%以上的病人有心烦，叹息，易怒，胸膈满闷，胃脘不适，食欲不佳等症状。多属迷走神经兴奋的一系列表现。治疗上采用大柴胡汤的变方（柴胡15克，黄芩15克，苏子30克，党参30克，陈皮30克，白芍30克，川军10克，川椒10克，甘草10克，大枣10枚），更名为调胃舒郁汤。
3、紊脉证：此脉的特点为节律不齐、快慢不匀、有力无力不等。有此脉者，性情温和，忍让性强，自我克制，而内心深入都有一种与现实相抗争的不满情绪，久而久之，则出现心烦易怒，坐卧不安，不易入静，胸满烦惊，喘息咳嗽，短气，胸背痛，四肢乏力等证。提示心功能受到影响，气滞血瘀，治用调心宽胸汤（柴胡15克，黄芩15克，苏子30克，党参30克，百合30克，乌药10克，丹参30克，郁金15克，瓜蒌30克，五味子15克，牡蛎30克，川椒10克，甘草10克，大枣10枚）
4、覆脉证：此脉特点为，脉弦而长，超出尺部向后延续数寸，右侧多见。凡有此脉者，因泄痢失治，痰饮停滞，多有五年左右的消化道病史，症状多见腹满，便溏、纳呆、疲乏，身体消瘦，面色萎黄等一系列消化不良的反映。辨证为痰湿停滞。治用调肠解凝汤（柴胡15克，黄芩15克，苏子30克，党参30克，陈皮30克，白芍30克，川楝子30克，川军10克，小茴香15克，川椒10克，甘草10克，大枣10枚）
整体四脉证，多由情志为患，现代医学称之为身心疾病，它发病率高，覆盖面广，几乎占到慢性病的一半以上，或单一或复合，因此四脉是内伤杂病的共同诊断指证，同时协调疗法也成为慢性病根本治疗大法。
五、协调疗法的性能。历代医家对小柴胡汤推崇备至，素有“有诊断之误，无治疗之错”的美称。现代理药研究表明，小柴胡汤重在协调机体自身调节功能，如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免疫系统等，是一首严谨的和解剂。
1、充分依靠和发挥人体自身的自调节功能：人体是一个繁杂的自调节系统，同时也是一个完善的自防御系统。如果整体功能协调，机体则可根据自身的需要进行取舍、调配，抗御外邪，以保证生命运动的正常进行，否则就会造成气血失衡，功能失调，发生病变。协调疗法旨在最大限度地恢复人体自身的自调节功能，充分发挥机体的自然疗能，以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它模拟了饮食的消化吸收利用过程，只要输入人体所需的二十种氨基酸，脂肪，糖和各种无机盐，机体就会用来生成皮、毛、筋、骨、肉等各种组织，这一过程并非营养学家所能完成的，它完全靠人体自身的自调节系统。协调疗法也是如此，它把中医治病的八种元素：温清补泻升降收散融于一方之中，完全地供给人体，依靠机体自调节系统，有选择地加以吸收利用，使疾病矛盾在相互过度中达到新的相对平衡。这样就可避免人为纠偏所造成的太过或不及，使高血压降低，低血压升高，心动过速者减缓，心动过缓者加快，亢者得抑，陷者得扶，便秘通畅，溏泄者收敛。
2、清除机体代谢产物，使潜在病变表面化：治病去邪要与以出路，这是协调疗法十分重视的治疗原则。疏理三焦，开发毛窍，通调二便，保持体内清洁，以求推陈布新。临床上许多患者在接受治疗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治疗前未曾发现的病变，或者使以前不曾重视的病变表面化，引起了患者的担忧。我们认为，这是机体自身抗病外出的一种表现，虽一时性诱发加重，但随着治疗过程的继续，多种疾病会一齐消除。实践证明这一推断是正确的，使得许多潜在疾病得到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3、显示治疗和预防的双重效能：治疗和预防是一个矛盾的两个方面。没有治疗作用的药物则不会有预防作用，而有预防作用的药物必须是安全高效无副作用。协调疗法具备了这一特点，并且在临床中得到证明。《内经》中早有记载：上工不治已病治未病。协调疗法有病可治，无病可防，长久服用可去病，健身、抗衰老。例如：有脉无症的人，虽然目前没有形成病变，或不被重视，但这种发病趋势和病因已经存在。如能早期诊断，早期治疗，则能起到防病健身之目的。

肿瘤的论治思路
——刘绍武经验介绍
马文辉 山西中医学院第二中医院
刘绍武认为：人体凡是具有独立结构和特殊功能的组织、器官称为局部。局部病以形态变化和机能障碍为主要表现。这种病理变化一般情况下多为慢性过程，因此，局部病有其相对的稳定性，在治疗上也需要使方剂具有相对的肯定性。机体的整体性表现在气血上，通过气血的循行达成机体的统一。局部病的病变，不仅反应在局部，而且影响到整体的正常功能，造成整体的不协调；反过来，整体的不协调又可使局部病进一步恶化。因此，每个局部必须服从整体，只有整体的协调，才有局部的改善。肿瘤病既是局部的，也是整体的，必须根据“协调整体，突出局部”的治疗原则，进行立法、处方、用药，才能收到理想的疗效。
一、守方原则。肿瘤病具有顽固性，治疗上必须体现稳定性，处方用药要有肯定性。肿瘤病的发展过程中有一个代表本病的实质，决定着病变的始终，非到病变完结之时，疾病是不会痊愈的。治病必求于本，本者，本质也。本质不变，方不可变，更则无效。这就是说，在诊断明确之后，一病一方，证不变，方不变。更方是为了纠偏、改误，而绝不是随症施治。治病之本，一方到底的正确性无可非议。不能重复就没有指导意义。
二、整体协调。肿瘤病与整体有密切的联系。现代医学研究表明，肿瘤因子是与生俱来，为什么有人发病而有人不发病呢？这与机体的免疫功能有关。而免疫功能的正常与否又与人的先天禀赋、精神因素、心理素质、生活习惯、社会环境以及外邪侵袭等多种因素有关。因此，肿瘤病的治疗，一是调，一是治。通过协调使局部与整体达成有机的统一，维持一个动态平衡。整体的协调，方选小柴胡汤。人体胸为至阳，腹为至阴。阴阳的失和，气血的紊乱，脏腑功能的失调与少阳枢机不畅，太阴气机失常相关。小柴胡汤通过调和少阳和太阴，达到和解表里，疏通三焦，顺畅气血，平衡阴阳，协调整体的功能。
三、攻除肿瘤。消除肿瘤，抑制增生，保留功能是肿瘤病的首要任务。西医目前主要采取手术、化疗、放疗三大疗法。这种治疗的结果往往是人去病亡，两败俱伤。刘老根据多年的临床经验选用王不留、夏枯草、苏子、牡蛎四药组成“攻坚汤”，收到较好效果。王不留通经散结、祛瘀消肿，用量从30克到120克，无副作用。夏枯草清火散结，主要用于痰火郁结所致的瘰疬、瘿瘤。量至90克未见不良反应。苏子降气化痰，牡蛎软坚散结，各30克。四药伍用，起到缩小肿瘤，消除病灶之功。顽固肿瘤还可配服“鸡甲散”（鸡内金30克、炮甲珠30克、鳖甲30克），每服3—5克，日3次。以增强攻坚散结之力。
四、清理血液，截断转移。中药在防止肿瘤扩散，杀灭癌细胞上有待进一步发掘和筛选。临床体会，清热解毒药中，具有广阔前景。银花用量至60-120克无明显副作用，而凉血抗炎，抑制肿瘤作用加强。多种清热解毒凉血中药的联合使用，可增强清理血液，截断转移的功效。
五、禁食高蛋白食物。临床发现，动物高蛋白食物可促进肿瘤的增长，多食水果、蔬菜、菌类等富含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的食物可使肿瘤增殖速度减缓。现代研究表明，谷酰胺的摄入对肿瘤病人的营养支持和抑制肿瘤生长有益。
病案举例
1、郭某某，女，34岁，教师，山西文水人。患者于1973年春发现左乳房有一鸡蛋大肿物，在北京301医院作病理检查，诊断为“乳腺癌”，后行根治术，并作45天放疗。4个月后右乳房又出现核桃大小的肿物，双侧腋下、颈部淋巴结肿大。二次进京求治，诊断为“乳腺癌广泛转移”。因医治无望，返回老家。患者于1973年9月来门诊求治，见其极度消瘦，面色无华，四肢无力，脉细无力并上溢于鱼际，舌苔黄腻。处方“调神攻坚汤”，柴胡15克、黄芩15克、苏子30克、党参30克、夏枯草30克、王不留90克、牡蛎30克、瓜蒌30克、石膏30克、陈皮30克、白芍30克、川椒5克、炙甘草6克、大枣10枚。水煎服，日一剂，早中晚饭前温服。服药至30剂，食量增加，精神好转，肿物开始缩小，。服至120剂，肿物已完全消除，体重增加10余公斤，服至180剂，体重增加20多公斤，精神佳，舌脉正常。再去北京复查，未发现癌细胞。以后每半年在山西省肿瘤医院复查一次，也未发现异常，追访6年以上未复发。
2、 宋某，男，62岁，农民。72年3月，因情志怫郁，渐见吞咽时发噎，至5月，只能啜较稀饮食慢慢咽下，稍有不适，旋即吐出。因进食困难而饮食锐减，形体日瘦，大便四五日一行。至某部队医院及肿瘤医院作上消化道造影，均诊为“贲门癌”。脉之弦细无力，苔黄厚而燥。处方：柴胡15克、黄芩15克、苏子30克、党参30克、川椒5克、旋复花3克、代赭石30克、生白芍30克、陈皮30克、夏枯草30克、特蛎30克、王不留90克、山豆根30克、芦荟3克、甘草6克、大枣10枚。药二剂，呕吐止，大便一日一行。30剂后，吞咽顺利，已不发噎，纳食已正常，体重增加，精神大增。60剂后造影复查，食管通过顺利，贲门处未见异常。继服至120剂后停药。1978年时仍健康。
3、王某，男，某县干部。患者鼻塞而头闷耳聋，69年以鼻中隔弯曲而手术治疗。术后病不减，复经某医院检查诊为“鼻咽癌”。第二年去北京某医院检查结果同上，因手术较大，且必去一目，患者未能接受。於72年8月来诊。而光白，体瘦弱，脉弦细，舌红赤。与：柴胡15克、黄芩15克、苏子30克、党参30克、牡蛎30克、王不留90克、夏枯草30克、生石膏30克、辛荑30克、苍耳子30克、银花30克、连翘30克、百合30克、川椒5克、甘草9克、大枣10枚。药50剂鼻已大通，头闷耳聋止。服200剂后复查已恢复正常。今已10年，仍在工作。
4、魏某，男，54岁，河北某县农民。1975年8月出现间断尿血，不急不痛。某地按肾炎治疗一年，尿血渐增多，形体转消瘦，萎顿少神。至77年3月，至某医院经膀胱镜检查和逆行性肾盂造影检查，诊为“膀胱癌晚期合并肾转移”。遂来诊，脉弦细无力，舌质灰暗，苔黄而腻。与调肾汤合攻坚汤为治。方为：柴胡15克、黄芩15克、苏子30克、党参30克、川椒5克、二花30克、丝瓜络15克、车前子30克、生蒲黄30克、仙鹤草30克、小蓟30克、夏枯草30克、王不留60克、牡蛎30克、生石膏30克、甘草6克、大枣10枚。服30剂精神好转，食欲增进，仍为间断尿血，但量少于前。120剂后，尿血止。尿常规反复检查均正常。7月，因盛怒又出现尿血两次。仍服原方，并配服鸡甲散，每次5克，又服50剂，再未尿血。10月，至原医院复查，原癌肿部位模糊不清，肾盂未见异常。汤剂改为每周一剂。仍继服鸡甲散。其子来并称：精神比病前还好，每天都参加农田劳动。
5、刘某，男，51岁，工人。1972年5月，大怒后，遂见颈前生一肿块，大如指尖。月余后，增大如鸡卵，无痛痒，唯觉气闷。至某医院诊为“甲状腺瘤”。八月来诊，其脉关上独盛，苔略黄。与攻坚汤。柴胡15克、黄芩15克、苏子30克、党参30克、川椒5克、夏枯草30克、牡蛎30克、王不留90克、生石膏30克、甘草6克、大枣10枚。药10剂，瘤消大半，气闷已微，60剂肿物全消，脉舌复常。
6、李某，男，37岁，技术员。58年时，发现前额突出，下额增宽，口唇加厚，面形渐丑，于掌宽大，足掌肥厚，而自觉并无所苦，不以为意。68年时，又见两手麻木，腰及左腿疼痛，视力模糊，头目眩晕，疲惫无力，烦燥易怒，始惧而就医。经两个医院均诊为“垂体肿瘤～肢端肥大症”。68年十二月来诊。其脉滑而上鱼，苔黄而略燥。与调神合攻坚汤。柴胡15克、黄芩15克、苏子30克、党参30克、牡蛎30克、石膏30克、大黄5克、车前子30克、夏枯草30克、王不留30克、川椒5克、甘草6克、大枣10枚。服120剂，腰及左腿疼止，头目眩晕除，烦燥喜怒消，视物清楚，体健有力，唯头面及四肢之变形如故。

《伤寒论》中的几个概念讨论
山西中医学院第二中医院消化科  马文辉
《伤寒论》作为中医四大经典之一，是一部理论和临床紧密结合的外感病学专著。其创立的“汤方”辨证论治体系，成为中医学科的特色，至今仍然有效地指导着我们的临床实践。
〈伤寒论〉的体例如下：

外感病
                  
伤寒                     杂病（霍乱、结胸、脏结、黄疸、疟疾……）
　　　
六病——合病、并病
　　　
六证——伤寒、中风、温病、风温、风湿、中暍、中寒……
　　　
方证——桂枝汤、麻黄汤、柴胡汤、承气汤、白虎汤……

一、伤寒
古人称外感热病为时病，即与时间密切相关的疾病。以时间命名、归类外感热病的方法是中医的重要特点。其中节序与时病的发生即病因关系密切，如伤寒、温病、中风、湿温、热病、风湿等以五运六气之风寒暑湿燥火来命名疾病（《内经》、《难经》、《温病条辨》）。仲景否定了以六淫命名疾病的方法，代之以临床症状表现加以命名。凡是以“发热”和“恶寒”为主证的外感病统称为伤寒，其他叫做杂病，并另外命名。如霍乱、结胸、黄疸、藏结、疟疾、阴阳易等。《孟子》说：“受本不知，时发而受。”病人究竟感受的是何种病邪？实际是由病人的临床表现决定的，而不是季节。《伤寒论》条文中的“伤寒×日”即今天病历主诉：发热、恶寒×天。《素问•热论》云：“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人之伤于寒则为病热。”由于其强调伤寒是以发热为主证的热性病，因此，《热论》中就只有热实证。后世温病学派受其影响，创卫气营血辨证，也只有热证。临床实际中，外感病既有热实，也有虚寒。因此，形成所谓的“寒温”之争，这一现象是由对外感病的命名造成的。

二、六病（太阳病、阳明病、少阳病、太阴病、少阴病、厥阴病）
日序与外感病（时病）的发展转归即病程关系密切，如伤寒由表入里、由浅入深、由上而下、由阳而阴的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的传变规律（《素问•热论》），以及后世温病学派的卫气营血的传变趋势。仲景从临床实际出发，否定了伤寒病（外感热病）传统的以季节命名法（如春温、夏暑、秋燥、冬寒）和“日传一经”说（如伤寒一日太阳受之），以一天中的三阴三阳（六时）来分类命名。辰序与时病的发病、显现、愈解关系密切，一日之中病有轻有重、病势有显有隐、或传或不传，这对于辨识、鉴别脉证和推断、预测疾病有重要意义，如热入血分的发热夜间明显，阳明潮热下午为甚，风寒表证发热中午前后较重。这种用伤寒病的不同热型和发作的时间特点来分类外感热病的方法是仲景的创举，只存在于《伤寒论》当中，加之叙述太简，多被后人所误解，成为中医界千年谜案。
1、“六病”皆对“寒热”而言。以“发热”为主证的伤寒病，叫三阳病；以“恶寒”为主证的伤寒病，叫三阴病。“病有发热恶寒者，发于阳也；无热恶寒者，发于阴也”（7）。本条的后半段“无热恶寒”应该是“恶热恶寒”的错简，因为三阴病也多有发热。三阳病“发热”是其共性，不同点“恶寒”或“无寒”；三阴病“恶寒”是其共性，不同点是“发热”或“恶热”。
1.1寒热的程度鉴别 古时没有体温计，发热的高低全靠医生的感觉。因此为了区分发热的程度，医生往往用“发热”“大热”“壮热”“灼热”“烦热”“暴热”“蒸蒸发热”“潮热”“小热”“微热”“翕翕发热”“时发热”“热多寒少”“一日再发”“一日二三度发”“如疟状”“往来寒热”“面色反有热色”“恶热”等来区分和描述。《伤寒论》涉及发热的条文近130条。仲景在描述“恶寒”时也用了“微寒”“大寒”“振寒”“恶寒”“身凉”“恶寒而蜷”“不恶寒”“恶风”等，涉及条文近70条。由于“寒热”和“汗”密切相关，因此涉及“汗出”的条文就有120余条，如“大汗”“微汗”“自汗”“盗汗”“头汗出”“无汗”等。
1.2寒热的自觉和他觉症鉴别 “病人身大热，反欲得衣者，热在皮肤，寒在骨髓也；身大寒，反不欲近近衣者，寒在皮肤，热在骨髓也。”（11）这一条不是什么“真假寒热”的鉴别，而是自觉症和他觉症的鉴别提纲。“发热”“身大热”“热在皮肤”“身大寒”“寒在皮肤”“身凉”“手足厥逆”等是他觉症；“恶寒”“恶风”“恶热”“反欲得衣”“不欲近衣”“寒在骨髓”“热在骨髓”“手足自温”“手足冷”“烦热”等是自觉症。
1.3寒热的部位鉴别 “皮肤”“骨髓”“表里”“四肢”“手足”“全身”“胸腹”等，论中仅手足、四肢厥冷的条文就50余条，手足温、手足自温、手足发热的条文近20条。可见，仲景十分重视寒热的部位鉴别。
1.4六病的寒热特征
太阳病的热型特点是“发热恶寒”；
阳明病的热型特点是“发潮热，不恶寒，反恶热”；
少阳病的热型特点是“发热而渴，不恶寒”或“往来寒热”；
太阴病的寒型特点是“恶寒”“腹满时痛”“四肢烦疼”“手足自温”“以其脏有寒故也”：
少阴病的寒型特点是“恶寒而踡卧，时自烦”，“以下焦虚有寒”“亡阳也”；
厥阴病的寒型特点是“手足逆冷”或“厥热胜复”，“阴阳气不相顺接，便为厥”。
2、“六病”皆对“六时”而言
2.1        六时的概念        《素问•生气通天论》说：“阳气者，一日而主外，平旦人生气，日中而阳气降，日西而阳气已虚。”把一天之阳分而为三，平旦、日中、日西。《素问•金匮真言论》也说：“平旦至日中，天之阳，阳中之阳。日中至黄昏，天之阳，阳中之阴。合夜至鸡鸣，天之阴，阴中之阴。鸡鸣至平旦，天之阴，阴中之阳也。”古人把一天分为十二时辰，一天之阳始于平旦，终于黄昏。一天之阴始于黄昏，终于平旦。平旦为寅时，日中为午时，黄昏为戌时，鸡鸣为丑时，阳起于寅而终于戌，阴起于戌而终于寅。寅卯辰已午未申酉戌为阳，戌亥子丑寅为阴，阳中有阴，阴中有阳。平旦、日中、日西、黄昏、合夜、鸡鸣等为“天时”，而十二时辰等为“时标”。人体生物钟是与天时相应，“时标”即今天的“机械钟”，仅是们认识和标识时间的一种方法。机械钟（时标）不随时节、地域而变化，而“天时”就不同了，它是一个动态的时间概念。时病（外感热病）的表现形式、发病特点与昼夜时序节律同步，三阳占去一天的三分之二，三阴只占三分之一，体现了天人合一，人附天数的思想。
2.2        六病时与六病欲解时        《伤寒论》中没有明确提出六病时，但却论述了六病欲解时。
“太阳病，欲解时，从巳至未上”；（9）
“阳明病，欲解时，从申至戍上”；（193）
“少阳病，欲解时，从寅至辰上”；（272）
“太阴病，欲解时，从亥至丑上”；275）
“少阴病，欲解时，从子至寅上”；（291）
“厥阴病，欲解时，从丑至卯上”。（328）
“欲解时”是一个双关语，第一，是痊愈、解除的意思；第二，是发病、呈现、加重的意思。正如尤在泾在《伤寒贯珠集》所言：“申酉戍时，日晡时也，阳明潮热，发于日晡，阳明病解时亦于日晡。则申酉戍为阳明之时，其病者，邪气于是发，其解时，正气于是复也。”因此，六病就是在六个时段发病、呈现、病痛加重以及痊愈的伤寒病。如太阳病就是“从巳至未上”发病、呈现、加重以及痊愈的伤寒病。“太阳病，或巳发热，或未发热，必恶寒，体痛、呕逆、脉阴阳俱紧者，名为伤寒。”意思是说：无论巳时发热恶寒，还是未时发热恶寒，伴体痛、呕逆、脉阴阳俱紧的伤寒病，叫太阳伤寒证。“已”是“巳”的错简。
对六病欲解时，历代医家争议非常大，认为它与临床实际不符。《伤寒论》编排体例是按六病分篇，每篇篇题都是“辨某某病脉证病治”，条首也多冠以“某某病”。六病皆有发热，其热型和病痛的时间是有特点和规律的。马氏 认为“六病是和六病时密切相关的一个概念。”《伤寒论》中未提六病时，仅有六条阐述了六病欲解时。那么，六病时和六病欲解时又是什么关系呢？姚氏 认为：“其欲解时必然不在本时区而在另一时区，欲解时也不会是其本时，…且均在下一时区。”这种观点在临床上不能兑现。臧氏 认为“太阳病欲解（xie）时，从巳至未上。…其义是说：需要弄清、弄懂、弄明白太阳病这一称谓含有的病时概念。…从巳至未上，实际上补写了太阳之为病的病时。” “病时是指发病痛苦的主要时辰（即六时的某个时间），病程则是为病后的天数日期（涉及病的传变、痊愈或死亡）。病时有着病程的特异性，病程有着病时的连续性。六病都有一定的病时和一定的病位，亦有病程发展的日期过程，就是六病时位的基本含义”。把解（jie）改读解（xie）虽可通，但有欠缺。马氏i进一步论证说：“六病时和六病欲解时，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如果病时病情加重，为病进；反之，病时病情减轻则为病退，为欲解。这样六病欲解时就与临床实际一致了，也可使《伤寒论》的病时和欲解时得到合理解释。”因此，某某病就是在六时的某一时段发病、显现、病痛加重以及欲解，就称某某病。如太阳病在巳至未上的自然“天时”内，病情显现为进，为未解。反之减轻则是要欲解的时刻，其他也然。这样，外感热病的发生、发展、转归就有机地统一起来，六病时和欲解时只不过是在同一时间上不同时期的不同表现而己，并遵循“天时”即季节不断变化，而非“时标”即机械钟。这在诊断、治疗和预后上都有重要意义。六病时为诊断提供了一个重要依据，对用药也提供了一个因势利导、先其时而治的思想。这种使药力得正气之助而抗邪外出的方法起到了四两拔千斤，事半功倍的效果。另外，也可根据六病当重不重，当显不显的病情推测欲解时。
2.3        六病是和六病时密切相关的一个时间概念        “某某病”即在某一时段发病，就称为某病。在《伤寒论》中所有冠六病的条目仅表示一个病时概念，即在太阳时发病无论出现什么样的脉证都称作太阳病。在少阴时发病无论出现什么样的脉证都称作少阴病。如少阴病承气汤证，是在少阴时出现的承气汤证。太阳病桃核承气汤证、五苓散证，是在太阳时出现了蓄血证、蓄水证。阳明病吴茱萸汤证、麻黄汤证，是在阳明时出现了吴茱萸汤证和麻黄汤证等。
3、六时是一个动态的自然天时。
《周髀算经》说：“日加酉之时，西游所极，日加卯之时，东游三极，…冬至日出辰而入申，…夏至日出寅而入戍。”意思是说，一年四季昼夜长短是不一样的，春分、秋分之时，白天和黑夜相等，漏壶（古代记时钟）的指针日落时正好处在西边的中点酉时这个刻度上，日出时正好指在东边的中点卯时这个刻度上；而到了冬至，指针到了辰时，太阳才出来，指针刚到申时，太阳就落山了；到了夏至，指针刚指寅时，太阳就出来了，指针到了戍时，太阳才落山。《内经》说：“临病之工宜需两审也。”季节不同，地点不同，六时所主时段是有变化的。因此，《伤寒论》的六时是一动态天时。从寅至辰上，在不同季节和地点，均是一个起始时间，是在其“上”，而非在其间，从六时的不相连接上也可反证这一点。

三、六气（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
六气即三阴三阳，在《内经》中有多种含义。《伤寒论》用来特指病位。马氏 认为：古人认为六气的运行要有一定路径、经界，在不同的时间六气所主的空间位置是不同的。《伤寒论》继承了《内经》中三阴三阳的空间病位观，却否定了“经络病位”和“六经传变”观，确立了表、里、半表半里的三部病位观。《伤寒论》中众多单独使用三阳三阴名称的多指部位、系统而言，如太阳受之、太阳中风、太阳初得病时、太阳随经、阳明内结、转属阳明、属阳明、阳明居中主土、转在太阴、太阴者、太阴中风、太阴为病、属太阴、少阴汗、厥阴中风等。三阳之气，太阳主表、阳明主里、少阳主半表半里，这在《伤寒论》中是很清晰的。《伤寒论》在三阴主位上并不十分明了，把三阴统称里证是极不准确的，这对三阴定位造成了极大混乱。《素问•阴阳离合论》说：“太阴为开、厥阴为合、少阴为枢。”张景岳说：“太阴为开，居阴分之表，厥阴为合，居阴分之里也，少阴为枢，居阴分之中也，开者主出，合者主入，枢者主出入。”这样，太阳为三阳之始，厥阴为三阴之末，一开一合，一入一出，阴阳相交，对立依存，同属表部。阳明为三阳之末，太阴为三阴之始，一开一合，一出一入，阴阳相接，对立依存，同属里部。少阳为二阳之枢，少阴为二阴之枢，沟通表里，联系内外，同属半表半里。这样，就形成了〈伤寒论〉的三部六位观。
四、六证
4.1六证的概念        六证是在六气所主的时间和部位发生病变所表现的特异性脉证。六证即后世所谓的提纲证，它是六病的特殊表现形式，是病证的时位统一。《伤寒论》中有太阳证、阳明证、少阳证、少阴证等。六病的提纲证“××之为病”的脉证即六证。《伤寒论》六病的提纲证历来争议也很大，仲景的六证不仅是一个病时和病位的辨证，而且具有病性特征。如“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这是一个病位在表，病时在太阳时的时位统一的特异性脉证，也可称为典型的太阳病。
4.2六病和六证是不同的两个概念        六病只有时间性，而六证不仅有时间性，还有空间性，是六病时位上的统一和特异性的脉证。六证是典型的六病，六病是非典型的六证。所以《伤寒论》六病的每一病中，各种各样的方证都有可能出现，它们或者仅病时，或者仅病位与六证一致 。相反，同一方证，由于病时不同，表现是有差异的。如吴茱萸汤证在阳明病时，少阴病时，厥阴病时表现是不同的，阳明病、少阴病的大承气汤证、猪苓汤证表现也是各异的。这对于准确辨识方证在不同时间段的表现是十分重要的。也就是说，同一方证由于时间不同，其表现是有差异的。
日本人喜多直宽在《伤寒论疏义》中提出一个较有影响的见解：“本经无六经字面，所谓三阴三阳，不过假以表里寒热虚实之义，固非脏腑经络相配之谓也。”“本论所谓三阴三阳，所以标病位也。阳刚阴柔、阳动阴静、阳热阴寒、阳实阴虚是既常理，凡病属阳属热属实者，谓之三阳，属阴属寒属虚者，谓之三阴。”近代许多医家多从之，并加以发挥，丰富和发展了《伤寒论》的辨证论治内容。但需要指出的是，他混淆了六病和六证两个概念，忽略了六时在外感热病分类上的重要意义。六病只是一个病时概念，以区分伤寒病的发热类型和时间特点，以及同一方证由于病时的差异而造成的临床表现不同，例如阳明病、少阴病、厥阴病的吴茱萸汤证；阳明病、少阴病的大承气汤证等等。
4.3六证脉证。马氏 认为：“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本条是太阳病的提纲证。“太阳之为病”是“太阳为病”的特殊表现手法。“之”字，结构助词，取消句子独立性，使“太阳为病”成为全句的主语。这样第一条就可以翻译为：表部太阳位感受了伤寒病，则会出现脉浮、头项强痛、发热恶寒的太阳证。太阳证是典型的太阳病，是太阳病中病时、病位、病性相统一的纲领性脉证。太阳病篇中凡是冠太阳病的其它方证都具有在太阳时发病的特点，热型为发热恶寒。其中有表证的，有非表证，有热证的，有寒证的，有实证的，有虚证的，目的是要和太阳证相鉴别。同样，阳明证是典型的阳明病，是在阳明病中病时、病位、病性相统一的纲领性脉证。阳明病篇中凡是冠阳明病的条文及其方证都具有在阳明时发病的特点，热型为发潮（潮湿）热，不恶寒，反恶热。其中有里证的，有非里证的，有热证的，也有寒证的，有实证的，也有虚证的，目的是要和阳明证胃家实相鉴别。少阳证是典型的少阳病，是少阳病中病时、病位、病性相统一的纲领性脉证。少阳病篇中凡是冠少阳病的条文及其方证都具有在少阳时发病的特点，热型为发热或寒热往来。其中有半表半里证，有非半表半里证，有热证，有寒证，有实证，有虚证，也有寒热错杂证，目的是要和少阳证发热或寒热往来、口苦、咽干、目眩相鉴别。三阴病和三阴证也是如此。
4.4方证。在六证和方证之间还有一个类概念叫“类证”，后世也成为“类方”，如桂枝汤类、麻黄汤类、柴胡汤类……。仲景借用了伤寒、中风、风湿、温病等名称，如同借用太阳病、阳明病六病名称一样，内容完全不同。太阳病伤寒即太阳病麻黄汤类证，太阳病中风即太阳病桂枝汤类证，太阳病温病即太阳病麻黄杏仁石膏甘草汤类证……。
恶寒和恶风的鉴别：二者皆为自觉症，恶寒是加衣被而寒冷不减，恶风是得衣则寒减，遇风则加重。
干热和潮热的鉴别：二者皆为他觉症，发热无汗为干热，发热汗出为潮热。桂枝汤证的发热汗出，热度不高，为翕翕发热；承气汤证的发热汗出，热度极高，为蒸蒸发热。
汗出而喘，无大热（不恶寒，反恶热）与无汗而喘，发热恶寒的鉴别：一为太阳病温病麻黄杏仁石膏甘草汤证，一为太阳病伤寒麻黄汤证。
汗出而喘，无大热（不恶寒反恶热）与汗出而喘，发热恶风的鉴别：一为太阳病温病麻黄杏仁石膏甘草汤证，一为太阳病中风桂枝加厚朴杏子汤证。
发热恶寒，表有热（热在皮肤）,里有寒（寒在骨髓），或四肢厥冷而里有热（热在骨髓）脉浮滑与发热汗出，恶风脉缓的鉴别：一为太阳病温病白虎汤证；一为太阳病中风桂枝汤证。
发热恶风，汗出口渴或不恶寒，反恶热，脉洪大与发热汗出，恶风脉缓的鉴别：一为太阳病风温白虎加人参汤证；一为太阳病中风桂枝汤证。
发热恶风，身疼腰痛，骨节疼痛，无汗而喘与风湿相搏，骨节疼烦，掣痛不得屈伸，近之则痛剧，汗出短气，小便不利，恶风不欲去衣的鉴别：一为太阳病伤寒麻黄汤证，一为太阳病风湿甘草附子汤证。
汗出不止，恶风，小便难，四肢微急，难以屈伸与风湿相搏，身体疼烦，不能自转侧的鉴别：一为太阳病中风桂枝加附子汤证，一为太阳病风湿桂枝附子汤证。
发热不渴，恶寒无汗，咳而微喘与汗出而喘，无大热口渴（不恶寒，反恶热）的鉴别：一为太阳病伤寒小青龙汤证；一为太阳病温病麻黄杏仁石膏甘草汤证。
项背强几几，汗出恶风与项背强几几，无汗恶风的鉴别：一为太阳病中风桂枝加葛根汤证；一为太阳病伤寒葛根汤证。
五、临证举隅
许某某，女，52岁，会计，2003年12月23日就诊。患者咳嗽气喘4月余，后半夜加重，不能入睡，痰白量多，口渴，饮水多，小便频，体胖，舌红、苔白而干，脉沉，经多家医院中西药反复治疗无效。后怀疑为间质性肺炎（未行支气管镜检查）。处猪苓汤6剂。2004年1月1日二诊，咳嗽减，但不明显，再详细询问病时，发现每日凌晨5-7时咳嗽加剧，吐出大量白色泡沫痰，甚至小便失禁，出汗、气短、咽痛、胸痛、喝水后上逆，方用麻黄升麻汤合猪苓汤。2004年1月10日三诊，咳嗽气喘明显好转，胸不痛，早晨5-7时仍咳吐泡沫痰，痰黏难咯，多汗，去猪苓汤单用麻黄升麻汤加黄芪（知母10克、黄芪10克、玉竹10克、白芍3克、干姜3克、天冬3克、桂枝3克、茯苓3克、白术3克、麻黄6克、升麻6克、当归6克、五味子3克、甘草10克、枯梗3克、黄芪6克），共计服药1月余，诸证尽消。2004年9月18日又来诊，言愈后半年未发，近日出国旅游，下水游泳，劳累加感冒引发咳嗽，他医予中西药治疗1月余，越发加重，方仍用麻黄升麻汤去干姜、桂枝，12剂而愈。
按：本病例初误诊为少阴病咳嗽，方用猪苓汤，不效，后根据厥阴病时，处以麻黄升麻汤而收功，这就是《伤寒论》三阴三阳病时在辨证中的重要价值所在。
《伤寒论》的三阴三阳其本质究竟是什么，争论了近千余年，许多观点都是后学者牵强附会的，实际上它的内容十分朴实，就是一个时位概念。六病讲时间，不涉及到病性，六证谈空间，时位统一，全凭脉证辨。三阴三阳就是一个时位辨证。搞清楚《伤寒论》的三阴三阳时位本质，有利于我们继承仲景宝贵的临床经验。

《伤寒论》中“越部证”辨析

□ 马文辉  山西中医学院第二中医院

　　《伤寒论》中有些病证，不依据疾病本身病位而存在，而越居它部，如葛根汤证之下利；桂枝汤证之干呕；十枣汤证之头痛；大承气汤证之目中不了了，睛不和；小柴胡汤证之大便硬，头痛等，诸多此类，对辨证定位带来了干扰。六病依据三部而存在，本部病而症越他部，这种现象如何理解与辨证论治呢？如何与兼证、合证相区别呢？
　　三部的划分是人为的，客观上三部之间各自遵循着一定的层次有序性和动态平衡性，保持着各自的特有功能。通过气血的循行，表里上下内外左右达成有机的统一体。因此某部的病变病势扩张，则通过经络影响到其它部，出现与病性、病位不一致的越部证。正如柯琴所说：“六经之有正邪客邪，合病，并病，属脾、属胃者，犹寇盗充斥，或在本境，或及邻国，或入京师之义也……头项强痛兼鼻鸣干呕者是太阳风邪侵入阳明之界也……心胸是营卫之本，营卫环周不休，犹边邑之史民士卒，会于京畿，往来不绝也。”这些生动的比喻，说明了越部证产生的原因，越部证只代表病势的扩张扰及它部，病位病性不出本部，因而无论在辨证上，还是治疗上都无意义。它多是在大堆本部证的基础上兼带一二越部证，辨证治疗时要认清本部证，不被越部证所困惑。
　　越部证往往容易与兼证合证相混淆。兼合证都是在本病之外又兼合它病，现象与本质是一致的，辨证论治必须全面兼顾，不可偏废，合病合方，兼证兼药，合证合药。而越部证则不能反映病位、病性，不能作为辨证论治的依据，本部证治愈后，越部证也应之而愈。如葛根汤证之下利，大承气证之目中不了了、睛不和、谵语等在治疗上并没针对越部证而施治。兼合证则不然，如桂枝加大黄汤证之大实痛，栀子生姜豉汤之呕等，不加大黄、生姜则大实痛、呕不能解决。这就要求辨证时必须区分开越部证和兼合证，既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也不能顾此失彼。
　　《伤寒论》中第29条最能全面反映仲景在辨析“越部证”上的思路与具体施治方法。“伤寒，脉浮，自汗出，小便数，心烦，微恶寒，脚挛急，反与桂枝汤欲攻其表，此误也。得之便厥，咽中干，烦躁，吐逆者，作甘草干姜汤与之，以复其阳；若厥愈足温者，更作芍药甘草汤与之，其脚即伸；若胃气不和，谵语者，少与调胃承气汤；若重发汗，复加烧针者，四逆汤主之。”本证共有六个脉证，脉浮、自汗出、小便数、心烦、微恶寒、脚挛急。仲景首先观其脉证，依据脉浮、自汗出、微恶寒辨证为桂枝汤证。“服汤后，得之便厥，咽中干，烦躁，吐逆。”仲景喟叹曰“此误也”。热病热治，大汗亡阳，“作甘草干姜汤，以复其阳。若厥愈足温者，更作芍药甘草汤与之，其脚即伸。”从本段的“更作芍药甘草汤”叙述可以看出，一个“更”补出了本证起始便为芍药甘草汤证。“脉浮，自汗出，小便数，心烦，微恶寒”五证都是脚挛急的越部证，只所以误治就是没有区分开越部证。“若胃气不和，谵语者”是服甘草干姜汤阳复太过，所以“少与调胃承气汤”，泻去有余之阳而愈。如果仍然不能辨别其它五证为脚挛急的越部证，一误再误，最后必然导致虚脱，形成四逆汤证。
　　本条在辨别越部证上，误治救逆上，六病转化上告诉后人辨证上如何灵活变通，见微察著，总结教训。

刘绍武老师治疗胃脘痛经验

刘绍武老师治疗胃脘痛经验
胡连玺1)　郑志义2)

关键词　刘绍武　胃脘痛　调胃汤　溃疡汤　老中医经验　　

  刘绍武老师业医逾70年,其治疗经验丰富,学术颇有建树。自弱冠之年即致力于《伤寒论》的研究,多有卓识。70年代初,倡“三部六病”说。对于慢性杂病,又创“协调疗法”。余随师30余年,今就其治疗胃脘痛之经验略述如次。

  胃脘痛为临证所常见,其表现较为复杂,而辨证不外病邪阻滞与脏腑失和两类。病邪阻滞者,邪去则胃自安;脏腑失和者,协和则痛自已。临证中又每每脏腑失和与病邪阻滞并见,则必两法兼施而后病可已。

  胃脘寒痛:多为骤起,脘痛喜温,热敷则痛减,口不渴或喜热饮,苔白,脉弦紧。法宜散寒止痛,轻者予一味生姜汤,重者予半夏厚朴汤加枳实、芍药、川椒。若脘痛而兼干呕吐涎沫者,予吴茱萸汤。

  食滞脘痛:脘痛胀闷,嗳腐吞酸,甚则呕吐,或大便不爽。法宜消食导滞,可予桂枝加大黄汤合保和丸。

  肝胃不和:胃脘痞痛,甚则攻撑作痛,或痛引两胁,嗳气频作,或大便不畅,脉弦。法当疏肝理气,予小柴胡汤合枳实芍药散。嗳气多者合旋复代赭汤。胃脘上顶作痛者合桂枝加桂汤。若胃脘痞痛,泛恶欲呕,舌尖红、苔薄白,脉弦,为寒热错杂于中,当清温并施,予生姜泻心汤。若脘痛而有烧灼感,烦躁易怒,吞酸嘈杂,口苦口干,舌红、苔黄,又为胃火偏胜,当清胃泻火,可予四逆散合黄芩汤、左金丸。

  虚寒胃痛:胃脘隐痛,喜温喜按,或泛吐清水,或手足不温,或大便溏薄。法当温中补虚,可予黄芪建中汤。呕泛清水者予吴茱萸汤,便溏手足冷者可予附子汤,真武、理中亦可酌情选用。

  以上就一般常见之胃脘痛证而论,下面重点介绍老师所拟的3个方剂及其应用。

  1　调胃汤组成:柴胡、黄芩、苏子各15g,党参、陈皮、生白芍各30g,川椒、甘草各10g,川军5g,大枣10枚(擘)。
  功效:解郁行气,和胃止痛。
  主治:胃脘痞满疼痛,甚则痛引两胁或连及肩背,食纳呆滞,嗳气吞酸,脉多弦细。可用于慢性胃炎、胃神经官能症等。
  煎服法:加水1000ml,文火煎30分钟后滤出为第一煎;再加水1000ml,煎煮50分钟后滤出为第二煎,两煎合并,1日分3次温服。
  方解:此方为协调疗法方。所谓协调疗法,即在协调整体的基础上,突出局部治疗。盖人体为一统一之整体,局部病症之产生,常先缘于整体之失衡,师常谓“只有整体之协调,才会有局部之改善”。故欲使局部病向愈,必须同时协调整体。协调整体常选用小柴胡汤。《伤寒论》第148条曰:“伤寒五六日,头汗出,微恶寒,手足冷,心下满,口不欲食,大便硬,脉细者……可与小柴胡汤。”从条文看,头汗出属少阳证,微恶寒属太阳证,手足冷属厥阴证,心下满、口不欲食属太阴证,大便硬属阳明证,脉细属少阴证。似此六病俱有之证,仲景并未采用相应的拮抗疗法,而是予协调阴阳、上下、内外的小柴胡汤。机体得到整体之协调,其病自已。

  本方取小柴胡汤协调整体,合枳实芍药散以除痞满,止攻冲,加大黄以推陈致新。慢性胃脘痛多为寒热错杂、虚实相兼,甚或升降失常之证。就该方之组成而言,已具相应之诸功能。有黄芩之清,川椒之温,党参之补,大黄之泻,柴胡、党参之升清,苏子、大黄之降浊,再合柴胡之疏肝解郁,陈皮、白芍之行气平肝止痛,使本方具解郁行气、和胃止痛之功。诸药相伍,使本方清而不寒,温而不燥,补而不滞,泻而不伤,故能久服而少弊。当然可据证候寒热虚实偏胜之多寡灵活加减。

  关于方中不用生姜而用川椒等用药问题,这是在60年代初,因药物的短缺代用中来的。临证中反复应用证明,川椒温中之效与生姜同,而止痛之功优于生姜,治呕之效稍逊。常用量为10g,连续服用数十剂者甚多,未见毒性反应,故后来恒以川椒代生姜。苏子与半夏均有降气祛痰之功,亦因代用久之,见苏子之功效甚良,故亦保留应用。惟遇恶心呕吐者仍用半夏、生姜。陈皮与枳实同有行气开胃之功,亦因代用久而见其作用虽缓而功效甚好,用量稍大即功力相类,故沿用至今。

  治验举例:李某某,女,42岁。脘痛10余年,食纳呆滞,形体消瘦,常泛酸。夏天则脘痛加剧,苔薄白,脉弦细。曾住某医院月余,由于其痛甚则彻背,疑为消化性溃疡,经上消化道造影未能证实,出院后中医治疗。予调胃汤8剂痛止,食纳增进。至22剂时,泻下大量粘液,诸症全消。2月后体重增加4.5kg,痛未再发。

  2　溃疡汤(附复健散)
    组成:生黄芪、党参、川楝子、仙鹤草各30g,丹参、郁金、五灵脂、陈皮、神曲各15g,川椒、甘草各10g。
  功效:健脾益气,行气活血,生肌止痛。
  主治:消化性溃疡。
  煎服法:加水约1000ml,文火煎煮30分钟为第一煎,再加水1000ml,煎煮50分钟为第二煎,两煎合并,分3次于饭后30分钟至1小时内温服,每日1剂。
  方解:溃疡病的成因不外两端:一为饮食不节致胃肠受损;一为七情所伤,如忧思伤脾,脾伤则不能为胃行其津液,怒气伤肝,肝伤则食入于胃不能散精于肝。无论何种所伤,首先导致气滞或气虚、血瘀或血虚、脾滞或脾虚等一系列病理改变,然后形成溃疡。所以本病虽为局部病灶,病理变化却为整体之失调。对溃疡病的治疗,在恢复机体阴阳平衡、气血协调之同时,消除局部之溃疡病灶同属重要。因此采取了行气活血,健脾益气,生肌止痛等多种法则。
  本方中,黄芪益气,郁金行气解郁,黄芪得郁金为佐则补而不滞;丹参活血化瘀,五灵脂为佐,血贵活利,丹参得灵脂之佐尤能推陈致新;党参健脾益气,陈皮、神曲为佐,凡补多滞,党参得陈、曲之佐,则脾得补而不滞,滞得消而不伤,相得益彰;仙鹤草有止血、强壮、消肿之功,何廉臣说:仙鹤草“寒以清营,专以止血,芳香透络,亦可散瘀”,用于溃疡病可生肌敛疮,合丹参、五灵脂共成祛瘀生新之功,佐以甘草和中缓急止痛,为痈肿疮毒要药,《本草经》谓其“长肌肉”,则生肌之功更著;川椒辛温止痛,川楝子苦寒理气止痛为佐,二药之性寒热各异,得相反相成之效。
  关于人参、五灵脂同用问题。中医文献中有“人参最怕五灵脂”之记载。相畏是相制约之意,与相反义不同。二药同用,正如清代余听鸿所编《外证医案汇编》中所说:“正虚血凝,五灵遇人参,其攻瘀之力更速,瘀去正安,恐正气不接,故赖人参之力续之”。二药配伍于溃疡汤、复健散中同用,经多年临床观察,未见任何不良反应。

  关于饮食宜忌。饮食选择的适当与否直接关系着溃疡之愈合和疗程之长短。选择饮食的原则是:富有营养价值,易于消化,不刺激胃液过多分泌,无化学性及机械性之刺激。采用少量多餐的方法不使胃过分扩大。故提倡溃疡病患者以蒸馍与稀饭为主食,蔬菜可选用西葫芦、茄子、胡萝卜、白萝卜、白菜、菠菜等。其它如肉类、鸡蛋、面条、姜、醋、辣椒等均不宜。待溃疡愈合,转入第二疗程后,可逐渐恢复普通饮食。

  关于疗程问题。溃疡病的治疗共分2个疗程,第一疗程一般为70～100日,服用溃疡汤。待症状消失,经检查溃疡完全愈合再转入第二疗程。第二疗程是为了比较彻底地恢复健康,以巩固已取得之疗效,方用复健散。

  复健散方组成:东参、生黄芪、党参、五灵脂、丹参、川郁金、川楝子、甘草各30g,鸡内金120g,陈皮、神曲各60g。
  用法:上11味,共为极细末,每服1.5g,日3服。
  治验举例:杨某,男,36岁,1975年3月初诊。胃脘规律性痛2年余,伴乏酸、纳呆。经钡餐造影,发现十二指肠球部有一约黄豆大小之龛影,诊为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苔薄白,脉弦细。治以溃疡汤,每日1剂,并嘱以规定之饮食配合。服30剂痛止,食纳增加;50剂后,无自觉不适;70剂后,上消化道造影未见龛影,遂改服复健散1料以善后。至今已20余年,病未再发.

王姓，男，28岁。门诊号：15444。1963年8月19日初诊。
1957年间，出现复视，视物均见双影，且模糊不清，看笔记本上线条弯曲如蛇行状。初时仅在斜视时出现，继则正视时亦见。在某医院诊断为复视，眼下直肌麻痹。经治疗未效。
其脉弦，寸盛直上鱼际，显系肝木亢盛；加以头晕目眩，咽干，溲赤，乃一派木气有余之象。拟旋复花代赭石汤以平肝降逆，佐入明目之品。
处方：旋复花、代赭石、潞党参、清半夏、川椒、甘草、大枣、石决明、决明子、夜明砂、茺蔚子、白蒺藜、杭菊花、生黄芪、生石膏
上方服8帖后，已能看清书本上小字，但不能持久。至10月14日，视力已完全恢复正常。
1964年2月间，复视又微有复发，且合并眼睑下垂，难于睁开。仍以原方出入，重用黄芪。治疗3个月而愈。现已逾半年，健康如常。
来源：《上海中医药杂志》8：18愿军 作者：胡连玺

西药“辨治”消化性溃疡
山西中医学院第二中医院 马文辉
中西医结合的成果主要集中在“中药西用”上。如何使“西药中用”？从“中西汇通”至今，虽然许多临床医家也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尝试，但受当时西药品种和中医对西药熟练程度的限制，未能形成体系。目前，中西医结合，实际上是“中药+西药”，两套理论互不相干。这不仅是药物的浪费和经济负担加重的问题，更为严重的是中西药合用，增大了药物使用的风险。因为，中西药配伍间的盲目性和随意性极大，无法评估其安全性。
随着同一种疾病不同作用机理的西药大量问世和中医从业人员西医水平的不断提高，为西药中用，辨证施治提供了条件。如糖尿病、高血压病、溃疡病等的个体化治疗愈来愈受到医学界的重视。现就西药对消化性溃疡的“辨证论治”探讨如下：
消化性溃疡是消化系统的常见病和多发病，是由多种原因所致的异质性疾病群。近年来研究表明：幽门螺杆菌感染是其主要病因，并与长期服用非甾体类抗炎药、胃十二指肠运动异常、应激和心理因素、生活习惯（吸烟、饮酒、高盐食物等）、遗传有关，但最终形成消化性溃疡是由于胃酸/胃蛋白酶自身消化所致。临床特点为：1、慢性过程，呈反复发作。2、发作呈周期性，与缓解期相互交替。发作有季节性，多在秋冬和冬春之交发病。可因不良精神情绪或服非甾体类抗炎药诱发。3、发作时上腹痛呈节律性。
目前西医治疗在于消除病因，解除症状，愈合溃疡，防止复发和避免并发症。药物一般采用“PPI+铋剂+抗生素”的三联疗法。治愈率提高，疗程缩短，复发率下降。但由于未考虑到患者个体差异，在服药期间部分患者出现不良反应或疗效不理想。现根据中医“辨证论治”的原则，使用西药对消化性溃疡进行个体化治疗。
一、        肝胃不和
证见胃脘部疼痛，多因情志不畅而发，胀满连胁，按之较舒，嗳气频作，嘈杂返酸，口苦便干，舌苔薄白，脉弦。治以疏肝理气和胃。在三联疗法方案基础上， 加胃动力药胃复安或吗丁啉，健胃通便的大黄苏打片。
二、        脾胃虚寒
证见胃脘隐隐作痛，泛吐清水，喜温喜按，神疲乏力，四肢不温，大便稀溏，面色萎黄，舌淡苔白，脉虚弱。治以益气温中健胃。在三联疗法方案基础上，加胃粘膜保护剂思密达或麦滋林，帮助消化的药物多酶片或乳酸菌素片，以及复方氢氧化铝片。
三、        胃阴不足
证见胃脘部隐隐灼痛，口干口渴，食欲不振，大便干涩，舌红苔剥脱或干而少津，脉弦细或细数。治以养阴益胃。在三联疗法方案基础上，加粘膜保护剂麦滋林或甘草锌，以及复方铝酸铋。
四、        寒热错杂
证见胃脘部灼热疼痛，痞胀不舒，喜温喜按，嗳气吞酸，口干不欲饮，大便时干时稀，舌淡苔白腻或黄腻，脉弦数。治以辛开苦降，清热化湿。在三联疗法方案基础上，重新加一种抗生素呋喃唑酮或甲硝唑。大便干加大黄苏打片，大便稀加甘草锌。

四脉证　五治则　十三方——刘绍武辨治糖尿病经验

□ 马文辉整理   山西中医学院第二中医院

　　刘绍武，男，1907～2004年，山西襄垣人，曾历任山西省太原市中医研究所内科主任、太原市中医学术委员会主任等职，系全国首批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之一。
　　刘绍武先生精通《内经》、《伤寒论》，熟知现代医学及唯物辨证哲学，且勇于实践，长于思考，敢破敢立，在毕生研习《伤寒论》的基础上，结合几十年的医疗经验，独辟“三部六病”学说，见解独特。
　　糖尿病的辨证分型
　　刘绍武通过60余年的临床探索，经过大量病例的反复验证，提出了诊断整体气血功能失调的客观指标——四脉证。
　　1．溢脉证：寸口脉越过腕横纹，甚者脉充皮下，可见其搏动，直达手掌大鱼际。疾病应变态势呈现阳亢性病理反应，多为交感神经功能亢奋，病位在头胸。传统中医称之为“肝阳上亢”，治疗大法为平亢潜阳，方选调神平亢汤。
　　糖尿病初期多见溢脉，属“上消”范畴。表现为口渴引饮，消谷善饥，饮一溲一，形体渐瘦，舌红而燥，脉滑数或洪大。本型病程持续短，一般多在二年以内，以40岁以下居多，胰岛素均值与血糖均值呈正相关，合并症少而轻。
　　2．聚脉证：寸口脉关部独大，甚者如豆状，搏动明显，高出皮肤，寸尺俱弱，也有人称作郁脉。多与迷走神经兴奋有关，疾病应变态势呈现阴性病理反应，病位多在横膈上下的胸胁部位，包括肝、胆、脾、胰、胃、肠等脏器。传统中医称之为“肝气郁结”，治疗大法为理气舒郁，方选调胃舒郁汤。
　　3．紊脉证：寸口脉表现出节律不齐、快慢不匀、有力无力不等的紊乱脉象。它标志着心脏功能的紊乱和有效血循环量的减少，疾病应变态势呈现为气虚血少的虚性病理反应，病位在心胸。传统中医称此为“气滞血瘀”，治疗大法为理气活血，方选调心宽胸汤。
　　糖尿病中期多见聚脉和紊脉，本型病程多在两年以上，十年以内，发病年龄以40~60岁居多，胰岛素释放实验见胰岛素与血糖均于第二小时达高峰，两者均值呈正相关，合并症多而重。
　　4．覆脉证：寸口脉脉管细而硬长，超出尺部向后下移数寸，脉跳弦紧而有力，如绷紧之弓弦、绳索之感觉。疾病呈现为大肠中代谢产物积滞的病理反应，病位在脐以下之少腹部。传统中医称之为“痰饮证”，治疗大法为升阳解凝，方选调肠解凝汤。
　　糖尿病晚期，多见覆脉和紊脉，属“下消”范畴。病程10年以上，年龄在60岁以上居多，胰岛素释放实验血糖与胰岛素呈负相关，合并症群起且多危重。
　　治疗原则
　　1．强壮中枢，增强气化功能。糖尿病的首要问题是气虚，刘绍武先生认为黄芪是大脑中枢强壮药，用量至120g。
　　2．协调整体，增强自身免疫力。刘绍武先生认为小柴胡汤寒热同方，可使后天之本得固，气血之源得充，气血畅通，故常用之，实践也证明其能调节阴阳，增强自身免疫力。
　　3．平衡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刘绍武先生认为石膏可抑制交感神经，一般糖尿病初期，脉见洪大，石膏用量60g则可改善症状，如溢脉明显者，可用至120g。花粉作用迷走神经，促进胰岛素分泌增加，消除口干舌燥症有很好效果。
　　4．补胰保肝。糖尿病的直接原因就是胰岛素分泌相对不足或绝对减少，增强胰腺内分泌功能是控制糖尿病的有效途径，是提高糖尿病近期疗效的重要措施。我们采用以脏补脏原理，把猪胰子经过生物提取，直接补充人体所需胰岛素的原料，并进一步激发和增强胰岛B细胞的分泌功能，避免皮注胰岛素的依赖性和对胰岛功能的抑制作用。
　　肝脏是调节血糖的重要器官，临床观察，许多糖尿病初期与肝脏糖代谢功能异常有关，刘绍武先生常用茵陈、丹参、郁金等药物，具有保肝补肝之功效。
　　5．壮肾。刘绍武先生认为，及早预防和增强肾功能是治疗糠尿病远期效果的重要保证。临床证明六味地黄丸等补肾方剂能增强和改善肾功能，疗效确实可靠。
　　在强壮中枢、协调整体的基础上，通过平亢、保肝、补胰、壮肾的治疗原则，就共同组成治疗糖尿病的基础组方理消汤：黄芪、石膏、花粉、柴胡、黄芩、苏子、党参、茵陈、丹参、郁金、熟地、山药、丹皮、山茱萸、车前子、川椒、猪胰子。
　　糖尿病的分期治疗及合并症的处理
　　1．糖尿病初期：治疗重点突出平亢。方选理消汤合调神平亢汤。或白虎加人参汤。
　　2．糖尿病中期：治疗突出理气舒郁，养血滋阴，方选理消汤合调心宽胸汤或调胃舒郁汤。或一贯煎加归脾汤。
　　3．糖尿病晚期：矛盾的主要方面由脏腑功能代偿转为严重损害，涉及到肾功能、性功能、胃肠功能、神经末梢微循环等。治疗重点突出扶正祛邪，急则治标。
　　糖尿病的继发因素有热毒、痰浊、瘀血。痰毒阻滞则出现酮症酸中毒，方用安宫牛黄丸。痰热互结、痰瘀相杂合而为病，内则脏腑，外则皮肉筋无所不至。大血管病变有：高血压、脑血管、心血管病，方选降压汤、健髓汤、调心宽胸汤合理消汤。微血管病变有：肾病、视网膜病等，方选中枢汤、解肌汤，或理血复脉汤、调神平亢汤合理消汤。感染有皮肤、肺部感染等，方选解毒汤、调肺汤合理消汤。
　　体会
　　1.整体协调和局部治疗问题：只有整体的协调，才有局部的根本改善。我们临床体会，只重视纠偏，虽然近期有一时疗效，但远期疗效很差。因为纠偏没能抓住贯穿疾病始末的主要矛盾，而是跟在疾病的的后面，被动地适应。协调疗法具有超前性，能走在疾病的前面阻断其发展，不但安全性高，治疗面广，而且双向调控，利用久服。
　　2.早期治疗问题：临床观察，糖尿病早期只是整体气化功能失调，及时采取“调治结合”，有希望临床治愈。
　　3.剂型改革的问题：许多慢性病在治疗过程中，短时间内其疾病本质是不会根本改变的，因此治疗上就要定证，定疗程，守方长久服药。
　　刘绍武先生经验方
　　调神平亢汤：小柴胡汤加石膏、牡蛎、桂枝、车前子、川军。
　　调胃舒郁汤：小柴胡汤加陈皮、白芍、川军。
　　调心宽胸汤：小柴胡汤加百合、乌药、丹参、郁金、栝蒌、五味子、麦冬、牡蛎。
　　调肠解凝汤：小柴胡汤加陈皮、白芍、川楝子、小茴香、川军。
　　降压汤：黄芪、苏子、茺蔚子、夏枯草、槐花、车前子、牡蛎、黄芩、红花、桃仁。
　　健髓汤：葛根、黄芪、桃仁、红花、当归、赤芍、川芎、地龙、王不留行。
　　调肾汤：小柴胡汤加黄芪、银花、丝瓜络、车前子、郁金、白茅根。
　　理目汤：小柴胡汤加桃仁、桂枝、大黄、芒硝、石膏、知母、白蒺藜、草决明、车前子。
　　中枢汤：调心调胃调神合方。
　　解肌汤：黄芪、党参、丹参、郁金、葛根、银花、丝瓜络、车前子。
　　理血复脉汤：当归、桂枝、芍药、细辛、生姜、通草、甘草、大枣、元参、鸡血藤、银花、王不留行、牛膝、桃仁、芒硝、大黄、葛根。
　　解毒汤：葛根、薄荷、银花、连翘、桔梗、元参、郁金、芦根、甘草、石膏、生地、黄连、栀子、黄芩、知母、赤芍、丹皮。
　　调肺汤：小柴胡汤加麻黄、杏仁、石膏、栝蒌、沙参、麦冬、五味子、粟壳。

总 论                                                           

    《伤寒论》是中医四大经典之一，它与《周易》、《孙子兵法》共同构成了东方文化百花园中三枝耀眼的奇葩。 其思想渊源用之不尽，取之不竭。对祖国医学的发展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
                              第一篇 历史源流
  东汉末年，杰出的医学家张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总结疾病的发生和发展规律，写成不朽的医学名著《伤寒杂病论》。创立了“三部六病”汤方辨证论治的理法方药思想体系，与《内经》针灸辨证施治的思想体系，共同组成了中医学的两大基石。
                          第一章 张仲景及其《伤寒杂病论》
  《伤寒杂病论》成书以后，历经沧桑，几经显晦，数为变易，现存资料已非原貌。后人对仲景及其《伤寒杂病论》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加以评价和研究，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继承、发扬、充实、提高。
                            第一节 作者生平
  关于张仲景《汉书》《三国志》皆无传记。根据《伤寒杂病论》自序、《甲乙经》序、《后汉书•堂锢列传•何禺别传》三处记载：张仲景，名机，字仲景，南郡涅阳人，约生于公元150—219年。他是一个自少年习医，一生研求医术，不入仕途的医学家。他经过多年的勤奋学习，刻苦钻研和临床实践，在晚年写成了《伤寒杂病论》。当时他与华佗齐名于世，被后人奉为医方之祖，医门之圣。
                            第二节 时代背景
  三国前的医学发展达到较高水平。《汉书》已有医经七家，本草数十万言的记载。《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等医药学巨著的出现，客观上为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在理论上提供了条件。加之建安年间疫情猖獗，到处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的惨状。张仲景“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立志从医，以“精究方术，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大量的临床实践为《伤寒杂病论》提供了真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同时《伤寒杂病论》成书与当时的宗法松驰也是分不开的，那种百家争鸣的学术空气使仲景敢于打破传统的束缚，锐意创新。另外也离不开他的文学天才。时代造英雄，《伤寒杂病论》这部医学巨著是当时的历史环境与仲景本人的聪明才华的结晶。
                          第三节 王叔和与《伤寒杂病论》
  《伤寒杂病论》成书于建安十年（公元205年）之后，这期间是仲景晚年。甘露年间，魏高贵乡公曹髦称帝（公元256—260年），当时王叔和为太医令，撰次仲景遗论，黄甫谧已40岁，由此推断仲景老年为叔和中年，黄甫谧少年。
  王叔和，高平人（今山东微山县），魏太医令。仲景遗论《伤寒杂病论》十六卷手卷是由太医令王叔和整理后才成书发行，流传后世。从《伤寒论》未加注疏及叔和得仲景遗论这一点看，王叔和与张仲景应该是一脉相承的师徒关系。
                          第四节 宋版《伤寒论》
  《伤寒杂病论》经王叔和撰次后经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到宋仁宗时经历近八百年的历史。其间战乱不断，朝代更替，《伤寒杂病论》几经焚毁，已不复流传。隋唐时就连孙思邈这样伟大的医学家也没看到《伤寒论》的版本，只能从江南医生口授背诵中得到仲景之方，遂“令以方证同条，比类相附”收集在《千金翼方》之中。
  宋朝时，国家下令诏儒医校正医书，由高保衡、孙奇、林仁等广泛收集民间藏本、秘本，校定整理张仲景《伤寒论》十卷。这就是现存最早的宋本《伤寒论》。
  一、两种观点的交渗。在《伤寒论》中有两种学说，两种观点并存的现象，一是经络观点，一是方证观点，经络观点可以说是仲景对《内经》思想的继承，方证观点是仲景的创新，二者不能混同为一。后世研究《伤寒论》的医家，各执一面，争论不休，相持不下，形成两大学派。
  二、两种文体的共存。在《伤寒论》存在两种文体，一为论说体，一为问答体。《伤寒论》的问答体仅有十条，并且在内容上多与论说体相背，故怀疑问答体为后人所加。
                              第五节 学说价值
  《伤寒论》是中医四大经典之一，是汤方辨证体系的鼻祖，是基础与临床的桥梁。历代医家都尊它为方书之准绳。
  一、开创了系统方证学
《伤寒论》是最早系统记载方剂学的古典医籍，每首方剂都确立了主证，每个证都给予命名，一方一证，两相辉映，相得益彰，提高了方证学的规律，奠基了组方学原则，形成了理法方药一体的系统方证学。
  二、肇基了辨证论治
《伤寒论》创立了汤方辨证论治的独特理论体系。仲景溶哲理于医理之中，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确立了三部六病的辨证方法，制定汗吐下和温清补消的治疗原则，成为千古不易之法。
  三、提示了疾病发生发展的规律
何秀山说：“病变无常，不出六经之外，《伤寒论》之六经，乃百病之六经，非伤寒所独有。”柯韵伯说：“原无仲景之六经，为百病立法，不失为伤寒一科，伤寒杂病，治无二理，咸收六经之节制，六经各有伤寒，非伤寒中独有六经也。”《伤寒论》所创理法方药揭示了疾病发生发展的规律，所有普遍适应性，所谓病位不出三部，病理不越六病。正如俞根初所言：“以六经铃百病，为确定之总诀。”

刘绍武先生及其学术思想简介
马文辉        白玉金        整理
        刘绍武（1907～   ），男，山西襄垣人。少年因家境贫寒，13岁才开始上学，但其天性聪慧，嗜书成癖，熟诵经、史、子、集。一次因染疫痢，久治不愈，乃感医道之艰深，及庸医之卑俗，遂立志从医，自学医技。刘老18岁即为乡亲登门医疾，24岁创办了上党地区第一家中医院——友仁医院，先生行医几近七十载，一向淡泊生活，怡然自乐，不论尊卑，不分远近，一视同仁，对病家论病说理，娓娓而谈，亲切相待，对有感恩于他而赠礼者皆婉言拒绝，此规矩数十年不破一例；对后学传道解惑，反复再三，惟恐金针不度。先生之门生日多，桃李满三晋，求教者更是络绎不绝。先生曾历任山西省太原市中医研究所内科主任、主任医师，太原市中医学术委员会主任，农工民主党太原市委副主任等职，系全国名老中医之
一。        先生精通《内经》、《伤寒论》，熟知现代医学及唯物辨证哲学，且勇于实践，长于思考，敢破敢立，在毕生研习《伤寒论》的基础上，结合几十年的医疗经验，独辟“三部六病”学说。现今虽年耄耋，仍能博闻强记、融汇新知，订阅各期刊三十余种，不时查典核籍，温故知新，兹将其学术思想简介如下：
一、师古而不泥古，敢破六经桎梏
中医学的两大经典著作《内经》和《伤寒论》以其各自所研究的对象不同，分别奠定了经络针灸治疗体系和汤方辨证论治体系。《伤寒论》所创立的汤方论治体系，由于文献资料的散失和后世医家的妄解，把《内经》经络观念强加于《伤寒论》，从而混淆了经络辨证和汤方辨证的界限，形成了以经解病的混乱局面。
1、刘老认为《伤寒论》即寓“三部六病”，其指导思想源于《周易》而非《内经》。
（1）《周易》的一分为二阴阳属性论是《伤寒论》的辨证分型总纲。《周易•序》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太极者道也，两仪者阴阳也。”这种一分为二、阴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宇宙间的普遍法则。所谓：“散之在理则有万殊，统之在道则无二致。”把这种阴阳属性论最先引入辨证论治过程是《伤寒论》。如第7条云：“病有发热恶寒者，发于阳也；无热恶寒者，发于阴也。”这样就变哲学抽象的阴阳为医学辨证的阴阳。
（2）《周易》的一分为三的三极结构论是《伤寒论》辨证定位的基础。《周易•系辞上传》云，“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又云：“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三极上中下，三才天地人，是《周易》结构层次的宇宙观和方法论。这一思想在《老子•四十二章》也有论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包阳，冲气以为和。”它不仅指出了万物的三极结构层次的划分，也指出了三极之中各有阴阳二性的对立统一思想和阴阳属性上的区别。结构是功能之本，无结构也就无功能。如《周易》所说“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离开了三极结构，阴阳将无有依托，不复存在，《伤寒论》把三极思想引入辨证论治后，即形成了“三部”的概念，如148条：“……必有表，复有里，……此为半在里半在外也。”
（3）《周易》的三极六爻思想是《伤寒论》三部六病的源渊。《周易•说卦传》：“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划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六爻是卦的基本单位，是结构和功能的高度统一。《伤寒论》把三极六爻思想引入辨证后，就形成了三部六病的辨证方法。三部：表、里、半表半里；六病：太阳病、厥阴病、阳明病、太阴病、少阳病、少阴病。“一阴一阳则为道”，三部之中各有阴阳二性，兼三部而两之，故成六病。
2、《内经》十二经脉和《伤寒论》的六病在命名和理论体系上完全不同。
《灵枢•经脉篇》对手足十二经脉的起止循行及命名作了详细的叙述，并配有脏腑之属。《素问•血气形志篇》又对手足十二经脉表里关系作了进一步论述，这样就形成了十二经脉的框架结构。
《伤寒论》六病在命名上与《内经》十二经脉相同，但其内涵殊异，不属一个概念范畴。六病取法于《素问•阴阳离合论》之“三阳之离合也，太阳为开，阳明为合，少阳为枢；……三阴之离合也，太阴为开，厥阴为合，少阴为枢”的阴阳论述，表部一阴一阳，太阳主开，厥阴主合；里部一阴一阳，阳明主合，太阴主开；半表半里部一阴一阳，少阳主二之枢，少阴主二阴之枢，阳（天阳之清气）始于外而终于内，所以表阳为开，里阳为合，阴（地阴之水谷精微）起于里而达于表，故表阴为合，里阴为开，半表半里居中，横跨表里二部，故少阴、少阳为表里之枢，三部阴阳开阖失常，故而出现太阳病，阳明病，少阳病，太阴病，少阴病，厥阴病，可见《伤寒论》开创的汤方辨证论治体系即为“三部六病”。
3、十二经脉与“三部六病”的联系
十二经脉是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连络内外，其循行有固定的路线。经络之阴阳是用以说明人体组织结构的属性，在表在外属阳，在里在内属阴，由络属脏腑之不同及循行部位的区别而决定。十二经脉发生病变其表现往往是线型分布，或表现于所络属的脏腑。在诊断上为循经辨证，治疗上为随经取穴，迎随补泻。
三部是对机体结构层次的划分，是以系统分布的；而六病则是三部之中所发生的病理性反应，其表现是全身的，其定位在三部之中，是划分症候类型的归类方法。六病的阴阳是用以说明疾病的属性，诊断上着眼于整体脉证，治疗上以方药学为基础，施以汗吐下和温清补消等法。
经络在六病中只作为生理、病理等的参与者，而不是病邪所在，经络病证与六病有时也相互影响，如《伤寒论》中第24条：“太阳病，初服桂枝汤，反烦不解者，先刺风池、风府，却与桂枝汤则愈”。此即为经络病变影响到六病。第143条：“妇人中风，……此为热入血室也。当刺期门，随其实而取之。”这是六病影响了经络功能而出现的经络病证。经络是病邪传变的重要渠道，但不是唯一的渠道，如第124条“……以太阳随经淤热在里故也”，需要明确的是，六病的传变不是按六经的传变次序进行，而是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如正邪双方力量对比，正治与误治，治疗的及时与否等。另外，六病与同名之六经没有任何关系，是两组本质完全不同的概念，六经指导针灸治疗，六病指导汤方治疗。
二、古为今用，重建三部六病体系
《伤寒论》已有“三部六病”的雏形，但是尚有待于进一步发掘和完善。为此刘老结合现代理论，对人体概而分之，对疾病括而类之。升华和充实了“三部六病”学说，且按此体系对《伤寒论》进行了立纲、归类、正误、补缺。
1、三部的划分
运用系统论的观点，把人体划为三个部系：
（1）表部系统：凡是和空气直接接触的部位都属于表。《内经》曰：“肺与皮毛相表里。”故体表和肺均属表部的范畴。
（2）里部系统：凡与饮食物接触并行消化、吸收、排泄的部位都属里，即《伤寒论》所称之“胃家”。
（3）半表半里系统：介于表里之间的部位，即为半表半里，实则是血液接触的部位，其主导在心，包括整个循环系统。
2、六病的确立
疾病的属性不外阴阳两类：依对立统一法则，把正邪相争而胜于邪的实热、亢奋、进行性的统归于阳性病，把邪盛正衰的虚寒，抑制、退行性的统归于阴性病。遵《伤寒论》之命名法，表部为太阳病、厥阴病，里部为阳明病，太阴病，半表半里为少阳病，少阴病。
3、六病提纲及其证治
（1）太阳病        历代医家注解《伤寒论》都以第1条为提纲，但是从太阳病的病性来看，概述不全，应予以补充，太阳病为表部之阳性病，其本质有实有热，参第7条：“病有发病恶寒者，发于阳也；无热恶寒者，发于阴也。”故太阳病应有发热，且以“恶寒发热”为特征，因表部以自汗为虚，无汗为实，且结合第31条看，当有“无汗；又因“肺与皮毛相表里”，“温邪上爱，首先犯肺”，所以肺部咳喘之症当列入主症为妥，但因咳喘未必人人皆见，故冠以一“或”字。这样太阳病的提纲当为：“太阳之为病，头项强痛，发热恶寒，无汗，脉浮或咳喘。”
太阳病之治，当发汗解表。过去以麻黄汤、桂枝汤为其主方，但是以热治热，犹抱薪救火。通过多年实践，以葛根合麻杏石甘汤为主方，命名为“葛根麻黄汤”，方中葛根辛凉以散太阳之热，麻黄辛温以驱太阳之实，合余药可宣泄表部之实热。
（2）厥阴病        素以第326条为提纲，从原文看，“消渴气上撞心，心中疼热，饥而不欲食，食则吐蛔，下之利不止”均属里部病候。第337条：“凡厥者，阴阳气不相顺接便为厥，厥者手足逆冷是也。”第351条：“手足厥寒，脉细欲绝者，当归四逆汤主之。”纵观此篇，唯此两条为厥阴病的病理和证治，厥阴病为表部阴性病，其伴随手足逆冷而来的当有恶寒、肢节痹痛等症候，故厥阴病的提纲当为：“厥阴之为病，手足逆冷，脉细，恶寒，肢节痹痛。”治当温通血脉，方选当归四逆汤。当归主补、桂枝主温，共为主药，故命名为“当归桂枝汤”。
（3）阳明病        第180条：“阳明之为病，胃家实是也。”胃家系指整个胃肠道，即“大肠小肠皆属于胃。”参第208条，第212条及第215条可知，阳明胃家实当伴有“发潮热”、“自汗出”、“大便难”，故此三症当补入提纲内，其治当泻热除实，方选大承气汤，且加芍药缓急止痛、微益其阴。方中大黄苦寒可泻热，芒硝软坚可祛实，共为主药，名之为“大黄芒硝汤”。
（4）太阴病        里部之病，“实则阳明，虚则太阴”。故胃肠虚寒则呈现一系列受纳、消化、吸收功能低下的表现，故依第273条，当概之为：“腹满，或吐，或利，时腹自痛。”第277条曰：“自利不渴者，属太阴，以其脏有寒故也，当温之，宜服四逆辈。”故治当温胃健脾，方选《金匮》甘姜苓术汤，且以苍术易白术，名为“苍术干姜汤”。
（5）少阳病        原为“少阳之为病，口苦、咽干、目眩也。”因少阳病属半表半里之实热病，其重心在心胸；又发热为少阳所必有，且多以往来寒热为特征，小便亦当黄赤；又据第77条“烦热胸中窒”等症，故当对原提纲补以“胸满热烦，发热或往来寒热，小便黄赤。”治用黄芩汤去甘补之大枣，加清热生津之竹叶、石膏、麦冬，且重用柴、芩，名为“黄芩柴胡汤。”
（6）少阴病        原第281条云：“少阴之为病，脉微细，但欲寐也。”少阴病属半表半里虚寒证，据第77条“心动悸”补出其气虚见症；依第304条之“背恶寒”补出其阳虚之常见症；据临证所见，还当有“短气”。所以原纲领症当充实为“心动悸，背恶寒，短气，或脉微细”。证以心阳虚衰为主，治当强心壮阳，方选附子汤去白术、芍药增人参、五味子、麦冬，名为“人参附子汤”。
三、中西合参，完善中医理论框架
“三部六病”学术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辨证法取代了古代朴素的辨证唯物论，既有继承，又有发展，突破了传统观念，完善了中医理论体系。刘老认为，在整体病证的辨证论治方面，中医占优势；但在顽固恒定的局部病证方面，缺乏系统的理论认识，应当采用西医辨病与中医辨证相结合的方法加以充实、提高。刘老创立了整体辨证与局部辨证的体系，且对辨证的规范化、论治的规律化和剂型的规格化做了一系列有益的探索和尝试。
1、机体的整体性
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由气血与骨骼、肌肉、神经、血管等框架构成，但非组成它的各部之和，这种整体性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生态自组性：机体从整体状态可演变为各个元素的独立状态，由原始的统一状态逐渐分化为彼此独立的因果链。这种现象贝塔郎菲称为渐进分异，亦即生态自组。
（2）组织的层次性：机体从细胞到组织，从组织到器官，从器官到系统，从系统到整体，这种等级秩序即为组织的层次性。
（3）结构的功能性：结构反映了系统组织在空间和时间上的秩序，功能是结构产生的，结构与功能是完全统一的。
（4）动态平衡性：机体的生长、发育、同化、异化及新陈代谢等都是不断变化的，同时这种变化是处于平衡状态之下的。
（5）气血的统一性：气血是人体重要的物质基础，通过气血的循行，达成了机体的统一。“血为气之母，气为血之帅”，气血相随，完成营养转输、信息传递等功能。
（6）形神的一致性：形体的喜怒哀乐等情志表现直接受到心神的支配，即“有诸内，必形诸外”。形是神的外显，神是形的内涵。
（7）天人合一性：机体的生长发育与外在环境息息相关。外在环境的变化，无时无刻地影响着机体。机体亦必须与之同步协调，否则就会发生疾病。
（8）意志的主导性：人体区别于动物的特征就是有思维，有一定的主观能动性，能适应环境，并能改变环境。现代有关研究证明，神经中运行的生物电及所释放的活性物质即相当于中医之“气”，可见神经是气的载体，意志为气所化。
2、三部的系统性
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它是由三个相互联系，协调统一，并在结构上和功能上相对独立的子系统组成。机体的生存在于新陈代谢，包括在体外代谢、体内代谢。体外代谢有气体与饮食物，体内代谢为血液。人体为了适应并完成这三大代谢，保证生命的延续，机体分别以空气、饮食物、血液为三个“目的点”，围绕三点把互相关联的组织器官联结成互为因果的三个“目的环”，从而在结构和功能上形成了三个部系，即三部。
三部在结构和功能上虽然都有其独立性，然而又都相互关联，每一部都不能离开整体而单独存在。表部与空气接触，吸清吐浊，完成气体交换；里部与饮食物接触，运化水谷，完成营养物质的吸收和糟粕的排泄；由表部摄取的清气和里部摄取的水谷精微，在体内通过一系列的生化过程形成血液。血液的循环，沟通了表里，形成了半表半里，初步达成了机体的完整和统一。血生气、气统血，气生志、志帅气，气志共同作用，达到更高层次的协同。
3、辨证体系的规范化
在继承和发展《伤寒论》汤方辨证的基础上，吸取现代医学与自然科学各方面的成就，结合临床实践，刘老提出了“整体—三部六病—局部”辨证论治体系。
（1）整体辨证        气血的病变为整体性病变，然整体病变多由情志等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所致，根据大量的资料统计及临床体会，整体辨证上可分为寒凝于下，血涌于上，气滞于中，血郁于胸四种形式。变见于寸口，则分别形成弦、溢、聚、涩四脉，此四脉既是整体辨证的诊断依据，也是评估整体病疗效的标准，即脉在病在，脉去病消。
（2）三部六病辨证        三部作为机体三个子系统，是联结整体和局部的媒介，三部的病变既带有整体性又带有局部性，其中寒热是整体的，虚实则是局部的。六病是三部病证的高度概括，即表部阳性病为太阳病，阴性病为厥阴病；里部阳性病为阳明病，阴性病为太阴病；半表半里部阳性病为少阳病，阴性病为少阴病。
在三部六部辨证体系中，依据寒热虚实四个不同属性和阴阳对立统一规律，可归纳为23基础证。它们分别是两个体证（阴阳各1），三个部证，六病，十二单证（每部各有寒、热、虚、实，三部合为12）。23基础证的相互复合又可推演出合病、并病、合证、兼证四种形式，实现了辨证的规范化和数列化。
（3）局部辨证：局部在结构上发生病变，往往除局部功能的改变外，有时在病理上与整体相互影响。因而局部病辨证除了采用现代诊断手段从形态学入手外，还需要结合整体表现。其辨证可分为：局部病局部辨证，局部病整体辨证，局部病局部整体双关辨证。
4、论治过程规律化
根据23基础证及诸多局部病的特征，遵仲景方证论治思想，分别贯以相应的方药，一证（病）一方。临证施治，单病（证）单方（药），合病（证）合方（药），兼证兼药，达到“非此方不治此证，非此证不用此方”，使论治过程走向规律化。
5、中药制剂规格化
由于在辨证中实现了规范化，中医证型从未知走向已知；论治过程亦有了规律化，打破了那种看一次病，换一次方的局面，因而可以实施定证、定方、定疗程的原则，中药可按一定的制剂配伍使用，开辟了中药制剂规格化的先河。  《中医药研究》1991年第4期5-8

二、杂病医案
（一）胸痹
        例一：谷某，男，71岁，技术员
        一九六三年时出现头疼眩晕，血压增高为180/110毫米汞柱，遂服降压药治疗。延至七三年二月，忽左胸作痛，剧若刀割，息短气怯，面色苍白，冷汗淋漓，约二分钟后减缓。后稍劳辄发，或三五日一作，或一二日一作。遂住本厂医院治疗。经检查诊为高血压，冠心病、心胶痛。治疗一月，痛仍频作，于八月来我所门诊。脉之沉眩有力，舌质红赤，疏调心汤加味与服。方用：柴胡15克、黄芩15克、苏子30克、党参30克、川椒5克、甘草6克、大枣10枚、百合30克、乌药10克、丹参30克、玉金15克、瓜蒌30克、牡蛎30克、夏枯草30克。连服十帖，虽又发作二次，但疼痛明显减轻，持续时间缩短。三十帖后痛再未作，头疼晕亦止，查血压已降至正常。嘱令继服，不可少懈。至一百二十帖，令停止服以消息之。后一直未发。一年后恢复工作，虽步登四楼，亦无明显之气短心慌。
        例二：郭某，女，53岁，工人
        素有高血压及青光眼。一九七七年元月，突发左胸憋闷，痛如刀割，牵及肩背，同时手足厥逆，冷汗淋漓，移时渐缓，数日一作。住某医院诊为冠心病，心胶痛，治疗一月好转出院，但未终止发作。延至十月，发作加重，至一日十余作，复住院二月，好转出院。时右目因青光眼已失明。至次年三月，心胶痛复为加重，一日数发，每发十余分钟或至二三十分钟，含服硝酸甘油片无效，遂来我所就诊。视其精神萎顿，神疲无力。右目已盲，左目不明，双目胀痛，食欲不振，息短寐少。大便秘结，三四日一行，诊其脉沉而涩。以调心汤为主合入利目汤意为治。方为：柴胡15克、黄芩15克、苏子30克、党参30克、川椒5克、甘草6克、大枣10枚、百合30克、乌药10克、丹参30克、玉金15克、瓜萎30克、牡蛎30克、白蒺藜30克、决明子30克、车前子30克、川军10克，服五帖，心胶痛减为一日一、二作，且疼痛较轻，时间缩短，大便日一行，食纳增，头痛刹。服至三十帖，心胶痛停止发作，头疼消除，左目清明，精神大增。继至七十帖，患者已无不适而停药。是冬，又以上方为丸，每丸9克重，每服一丸，一日二服，共服五月。七九年夏探访，证再未作，家住三层楼上，一日上下几趟，并无不适。
        按：二证之病程长短不一，轻重有别，兼证各异，然总由心气不足，瘀血痹阻而致。故皆以益气行瘀之法为治，复假小柴胡调达之大力，俾滞得行而瘀得祛，虚得补而层得益，痹阻除而痛自止。至於血压之增高亦为血运不畅所致，故未专治而实已治，爰血压得降。第二例又有青光眼，方中略增降气明目之品，证亦得平。
        例三：李某，男，59岁，工人
        六三年春，出现左胸闷痛，渐加重，并心悸短气。半年后，左胸渐隆起。并去北京等地医院诊为“主动脉瘤”。六七年五月来所门诊，脉弦而有力，且上鱼际，舌质红赤，苔黄略燥。与调神汤合攻坚汤加味。柴胡15克、黄芩15克、苏子30克、党参30克、生石膏30克、牡蛎30克、桂枝5克、川椒5克、夏枯草30克、王不留30克、丹参30克、瓜蒌30克、银花60克、土茯苓120克、甘草6克、大枣10枚。药三十剂痛止，六十剂胸部平复，短气甚微，偶有胸闷。一百二十剂后已无自觉症状，精神甚好。遂改为每月服三、五剂以善后，而复上班工作，共服一年而罢。七九年时仍健在。
        按：脉弦长而上鱼，不唯气郁，更为逆上，心悸气祛，又为气虚，故用调神汤以解郁降逆益气安神，以为整体之调整。主动脉扩张而为瘤，遂合入攻坚汤。加丹参、瓜蒌以宽胸理气，行血破坚，以为局部之治疗。病之所生，原缘於湿热之毒，患者曾作康氏反应为阳性，又加入银花，土茯苓清热解毒以除其因，舌红苔黄为有邪热，由芩膏银花清除之。
（二）中风
        例一：张某，男，32岁，工人
        素患脏躁，烦躁少寐，喜悲善泣，经余治愈。七六年七月，袒臂露卧，忽作口歪眼斜，语涩流涎，咀嚼不利，左侧闭目露睛，不可撮口鼓颔，作病两日，急来求诊。诊得脉弦而关盛，舌斜而尖红，投小柴胡合新订葛根汤。方用：柴胡15克、黄芩15克、苏子30克、党参30克、葛根120克、麻黄10克、杏仁15克、生石膏30克、川椒5克、甘草10克、大枣10枚，服三帖而目已可合，十帖痊愈。
        例二：王某，男，56岁，干部
        高血压十余年，一九七四年五月，突发呕吐而扑倒，旋即昏不知人，唯鼾声鼻句。急于某医院救治，诊为高血压、脑溢血，救疗十余日方苏。然右侧瘫痪不能少动，虽半坐亦必他人扶持。肌肤不仁，语言蹇涩，口眼歪斜，涎唾时出。辗转治疗三月余，未获少数。至九月始来我所门诊。证状一如前述，脉弦大且鱼际脉盛，舌质暗而尖红。血压160/110毫米汞柱。拟调神汤合补阳还五汤。柴胡15克、黄芩15克、苏子15克、党参30克、生石膏30克、桂枝3克、川军5克、车前子30克、生芪120克、赤芍5克、归尾5克、地龙5克、川芎3克、桃仁5克、红花5克、川椒3克、甘草5克、大枣10枚。药三十帖可扶床挪步，语声较清。六十帖后可策杖缓行，语言较畅。八十帖后，行动自如，已不必扶杖，血压恢复至正常。继服三十帖停药，半年后恢复上班工作。
        按：二证虽皆口眼歪斜，语言蹇涩，而病本各异。张案初无眩扑昏厥，继无肢体偏废，乃露卧感风，邪由外得，祛风於外则证必已，故投新订葛根汤。葛根善祛项背之风邪而除其几几，今则用其大剂以祛颜睑之风而治其歪斜。脉弦而关盛为气滞於内，乃招受风邪之内由，故入小柴胡汤舒解之以绝其内应，分途施治，是以病得速痊。王案危险期已过，而后遗症不已。气虚不用则肌肤不仁而肢体偏废，血行瘀阻则气虚难复，遂投补阳还五汤以益气行血，脉入鱼际为气机上逆，气乱不平则虽用重剂黄芪亦难以为功，必气机调达，而后血可得活，气可得补，爰有调神汤之用。
        例三：毋某，男，33岁，工人。
        患者于1971年6月2日工作时突然感到左侧肢体麻木，约10分钟后左侧肢体不能活动，神志不清，住院10余小时醒后，出现左侧上下肢均瘫痪，口眼歪斜，语言不清，血压110~90mmHg，后又住入山西省人民医院诊为脑血管栓塞，用西药治疗2月余无明显效果，后出院在外多方治疗效果也欠佳，仍不能起床，1973年7月12日门诊，脉弦细，处以理心复脉汤：当归15克、桂枝9克、赤芍9克、细辛9克、通草9克、甘草9克、大枣10枚、二花30克、玄参30克、牛膝9克、王不留30克、鸡血藤30克、葛根30克、红花15克、桃仁15克，服10剂后能下床活动，言语也较前清晰，服120剂，可以自由活动，但左腿灵活性稍差，肌肉有轻度萎缩。
（三）眩晕
        例一：安某，男，44岁，工人
        患者於一九六八年出现头痛，眩晕、少寐、多梦、烦躁不安，，腿脚浮肿。经本单位医院诊为“高血压病”。血压为162/112毫米汞柱。服降压药后，血压时高时低未能降至正常，而更增乏力。於一九七一年十一月来我所门诊。查血压为170/110毫米汞柱。脉弦而有力，舌尖有瘀点。与理血逐瘀汤：柴胡15克、黄芩15克、苏子30克、党参30克、桃仁30克、桂枝10克、川军10克、芒硝6克、川椒5克、甘草10克、大枣10枚。初服一日泻六七行，泻下稀薄而杂粘液，并腹痛。十剂后减为日二三行，大便略稀，腹痛已微，眩晕得减。十六剂后，诸证悉除。查血压140/80毫米汞柱，继服十帖，以作善后。
        例二：梁某，女，32岁，干部
        一九七一年夏，娩后遂得头晕、目眩、耳鸣、少寐、多梦、心烦、健忘、食纳呆滞、酸软无力。某医院诊为：鼓膜下陷，低血压，神经性耳鸣。治疗年余，病无少减。于七二年十月来我所门诊，查血压80/58毫米汞柱。观其面滞而少华，视其舌瘀而色滞，诊其脉细而无力。与理血逐瘀汤，方用：柴胡15克、黄芩15克、苏子30克、党参30克、川椒5克、桃仁30克、桂枝10克、川军10克、芒硝6克、甘草6克、大枣10枚。药后日便二三行。至八帖，血压升为110/80毫米汞柱，食纳增加，头晕减轻，脉象有力。继服十帖，诸证悉除。
        按：二证虽皆为眩晕，而血压之高低判断。貌似虚实悬绝，然一法而二证皆除，要在辩证求本，安证血压之高亢仅为标，舌尖之瘀点方显本象，脉道瘀滞，譬犹支流瘀塞主流必涨急，是以血压增高。方中合入桃核承气祛其瘀，犹疏通支流，则洪峰自降，故血压得平。梁案血压降低，鼓膜下降，脑转耳鸣，脉弱无力，证似大虚，而本非真虚，舌象瘀滞乃其微。比之源流淤阻则下游流微，亦用桃核承气除其瘀，俾血行通畅，犹如疏通河道则水流自速，故血压得升。然所以为血瘀者不去，则无以祛其瘀，更无以止其复升。然所以为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