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绍武小传

刘 绍 武 传 略
根据刘老口述及相关资料  马文辉整理
刘绍武，男，生于 1907年4月3日（农历丁未年2月21日），卒于2004年12月2日，享年98岁，山西襄垣县十字道村人。祖籍山东安丘县舒家堡，光绪 14 年（1888 年）父辈逃荒入晋，先到洪洞，后落户襄垣。其父不识字，以农为生，起初在粉坊做工，多年后买了下来。祖上五代单传，他有一兄长，年长其20岁，生于山东，2岁时随父母逃难山西，毕业于长治第四师范学校（现一中）。               
  一、少年求学多艰辛，立志从医路难行
刘绍武少年好学，天资聪慧。因家境贫寒，13 岁开始上学，只用了一年便学完了初小三年课程。后被兄长接入长治第一高小住堂学习，期间也是边旁听、边打短工，四年后虽以优异成绩考入中学，但由于经济不接，1924年返家种田。17 岁的刘绍武夏种菜、冬贩粮，成为家中的主要劳动力。1925年19 岁时到长治县与壶关县交界的经坊村煤矿学习会计。
刘绍武幼年时体弱多病，一次痢疾险些丧生，他深感俗医之误人，从此立志学医。高小期间，同窗好友闫毛林家传世医，藏书充栋，时常借书于他，开始涉猎医学。蒋示吉编着的《医学说约》是他的启蒙读本，他常把学来的知识用于临床，每一次的成功都会使年幼的刘绍武兴奋不已。返乡种田以后，也没有间断学习，每当得到一本医书总是爱不释手、如饥似渴。一次他随父亲种谷子，打垅时，只顾看书，墩子全滚在垅背上。又一次碾米，备好牲口、摊下谷子，等他从书梦中醒来之后，谷子已全部碾成了米粉。少年的刘绍武就是这样，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从不放过每一空隙，刻苦钻研，短短几年时间里，他读完了《陈修园医书七十种》，了解了中医的经典著作《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神农本草》等，为他以后的医疗实践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刘绍武到了经坊煤矿后，由于周围四十里无医生，老百姓看病十分困难，他除了学会计外，实际上成为当地的一名医生。不到三年时间，已名扬乡里。1927 年、1930 年、1933 年每隔三年长治一带就发生一次瘟疫流行。刘绍武目睹老百姓这一灾难，开始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昼夜奔波于病家之中，力尽救死扶伤之能事。从此立下规矩：不收病人一文钱，不吃病家一顿饭，几十年不破一例。悲惨的现实与苦心实践，造就了刘绍武精湛的医技和高尚的医德。刘绍武曾经常说：“经坊是他从医的摇篮和学校”。在经坊煤矿期间，刘绍武看病完全是业余的，起初还得背着经理干。随着医名的提高，求诊者越来越多，遭到经理的痛斥，说他不务正业。由于经理喜欢戴高帽，刘绍武就让病人先找经理对其奉承吹捧一方后，就答应了。这样，刘绍武的看病就从一开始的秘密转向公开。
刘绍武当时曾收得一位徒弟马云亭，比他还年长6岁，是煤矿上的会计，壶关程村人，两位互为老师。当时壶关县城有一河南辉县的冯老大夫，医术高明，曾为马云亭治疗眼病。他双眼布满灰膜，视物模糊，经冯先生切膜服药后痊愈。马云亭自此开始学医，后来成为长治名医，专攻眼科。冯老先生的医德对刘绍武影响很大，当时县太爷得了病，派差役招冯先生，由于差役态度傲慢，被冯先生冷言拒绝。不得已县太爷亲自拜见，医好了顽疾，传为佳话。一次，徒弟马云亭外出看病，处方当归龙荟丸。回来后他把病情给老师讲述一遍，刘绍武听后急曰：“错了！”，迅速陪学生赶往病家，这时病家已正在准备后事，煮好的汤药还未来得及服下。刘绍武仔细审察病情，患者虽外表一排炎热之象，而内藏真寒。急嘱学生煮术附汤，患者入汤病转，死而复生。又一次，一病人四肢厥逆，拘急疼痛，汗出淋漓，面色苍白。他的学生欲处四逆汤，刘绍武急止曰：“此真热假寒之象，证属《伤寒论》第29条芍药甘草汤证”。果然一剂而愈。
年轻的刘绍武还经常下矿井了解情况，久而久之，他对煤矿有了相当的研究。什么样的地形有煤，有煤的地方地表有什么植物（寨梨花、寨柳、荆条称为煤标），青石山多出香煤，矿石山多产臭煤等，这些知识在当时的农村非常奇缺，就连煤矿上的“老博士”也敬重他三分，一次一个采煤队开山，刘绍武阻止说：“此地无煤！”老博士不以为是，耗时数月，果如其言。问其故，他解释说：“此处为两山相并之地，为地壳变动而成，两边都有，但此处无”。这在当时转为佳话。一次煤窑发水，泉眼如盆底大，水流不止，冲垮了三十六条防线，矿上慌作一团，认为活老君来了也没办法。刘绍武下井看后，吩咐准备七斤棉花，霸王泥（砂灰配红土）和二万砖。井下四周包抄，筑了二丈长的砖墙，中间空开泉眼，一层比一层小，最后用七斤棉花迅速堵塞泉口，外面再用霸王泥和砖封堵。共享了45车石灰，2万多砖，才把水堵住，挽救了矿井。从此被矿工们称为“活老君”。还有一次，由于矿井深处通风条件差，井下的灯无法点燃。刘绍武让人把废井口全部封死，然后在最深处井口点燃材火，空气迅速流通开来。这些道理今天看来很落后，也很简单，然而，在解放前旧法开采的小煤矿，却是鲜为人知。通过这些事件，反映出刘绍武不为陈规所束，天资过人之处。
1930年，24岁的刘绍武离开了煤矿，在长治市西街关帝庙以50块响洋入股创办了上党地区第一家私人医院——友仁医院。当时共有三名西医、三名中医。同时医院还创办了友仁医社，刘绍武被推举为院长兼社长，定期活动，社会医界人员三十余人常来听讲。在后来的地方医师考试中，前12名除第一名外（当时主考官外甥），全部都是友仁医社的成员，引起医界哄动，这些人后来都成为当地名医。这时的刘绍武，经过系统的学习和实践，已经成为一名既有理论又有经验的真正意义上的医生。他阅读了《医学大成》三百余册，从1928年中华书局出版的《皇汉医学》中受到启发，领悟到了《伤寒论》的医学价值，开始了一病一方、合病合方。在猖厥的温疫流行中，通过对《温病条辨》和《伤寒论》的反复对照和不断实践，显示出了仲景经方的卓著疗效和辨证优势。从此，刘绍武逐渐放弃了时方，专攻经方，对他以后的治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时的他已开始认识到《伤寒论》的根本问题在于纲不系目，桂枝汤不能治疗太阳病。他在剂型改革上也作了一些尝试，把制好的成方放在药架上当作成药使用。由于条件差，汤剂只能放在地窖中。反映出他原始的定证、定方的思想。1933年，刘志丹将军东渡黄河，在孝义与国民党展开激战。闫锡山惧怕共产党的活动，禁止了一切社团活动，同年七月总计活动了140余次的友仁医社被关，友仁医院更名为“同仁医院”，赵子华担任了院长。刘绍武撤股离开了医院又回到了经坊煤矿。他接替了原经理王少鹏，既当经理，又当会计。这期间，刘绍武曾经与路经长治的共产党人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将军有过接触，并帮助过他。这件事虽鲜为人知，刘绍武却深藏心中，常引以自豪。

二、一身豪气不做奴，流落异乡研医理
1939年，日寇进犯山西，长治沦陷。刘绍武抛家舍业，背井离乡，夜逃西安，开始了长达十年的漂泊生活。
刘绍武虽然经营煤矿，但由于煤源不足，打了几口井都不出煤，致使债台高筑。为了不影响工人工资，想尽办法，周转借贷，一年下来所剩无几。即使这样，他还时常接济贫苦百姓。每到秋收季节，他就大量购进谷米，储藏两仓，以备春夏之际，周围农民闹饥荒。春借秋还，年年如此。一次，村里一个叫张老四的年轻人，懒散赌博，不务正业，年终揭不开锅，大年三十到刘绍武家借粮。刘绍武顾其家有年高老母，没等老四开口，就让家人给了他40块钱，2斗小米，帮他渡过难关。后来日本人占领了长治，他做了村里的维持会长。1939年冬天，日本人到村里开会，要抓刘绍武为其开矿。老四借口拉肚子，跑到刘绍武家，通报了这个消息。刘绍武连夜越墙而逃，跑到了当时国军占领区汉川村，幸免了日本人的捉拿。
为了安全，他随难民一路西逃。逃难西安后，身上所带盘缠基本用尽，人地两生，经济无济，三天来只好吃红薯喝白水度日。后来接受了教会的救济，定居下来，行医为生。按照当时国民政府规定，开业行医需取得当地考试院的行医资格证。刘绍武通过了陕西省西安市的考试后，于1940年3月，在尚仁路公字1号挂牌开业，正式行医。1942年又参加了中央考试院的中医师资格证书考试，1943年获考试及格证并登报公布，由于时局动荡，直至1946年才拿到中医师资格证书。在当时全国中医界通过这项考试的也是屈指可数（约40余人），后来这些人都成为了中医界的泰斗。这期间他对新兴学科，如西方哲学、逻辑学、心理学产生了强兴趣，并深受中西汇通派的影响，广泛结识医界同仁，与傅仙方（陕西中医学会理事长）、宋紫峰、王新武（著名太极拳师，解放后在天津中医学院）、史寿之等人创办了《国医周刊》，并担任编辑，连载了他撰写的“心脏病的诊断与治疗”共37期，达九万余字。他在碑林处所作的“心脏病的诊断与治疗”学术讲演，受到全场听众起立鼓掌，从此他在西安斩露头角。当时从600余名医师中选拔了60名，刘绍武位列第11名，并受邀在西安市中医学会门诊部出诊。
1943年5月，日寇攻进潼关，西安疏散人口，刘绍武被迫迁往甘肃天水。他与徒弟徐光棣（后任天水中医院院长）历尽艰辛，创办了“友仁诊所”。当时的天水成为敌后方，山西许多名流云集于此，在各界人士的赞助下，“力行化工社”恢复了“友仁医社”，当时垅南日报总编张辅轩（后任山西大学理化系主任）、忻州五中校长郭问芝、友仁中学教务处主任邱玉杰、武乡县县长和克俭、芮城县县长张仁、山西大律师赵壁方等人都参加了友仁医社，开始学习中医。这时刘绍武的“三部六病”观已成雏形，从1944年开始每天下午他对《伤寒论》、《金匮要略》进行了半年多时间的讲述，张辅轩根据笔记整理出《仲景学术观》、《仲景证治观》、《仲景药能观》。仲景“三观”后因战事吃紧，陇南日报社被关闭，未能出版。1945年8月日寇投降后，国内战事稍缓，欣喜之际，急于返乡，致使“三观”原稿遗失。
1946年6月，刘绍武历时三个月转辗回到太原。由于国民党的封锁未能回到襄垣老家，他只好在太原红市街宁化府对面的济华药庄坐堂行医，从1947年阴历二月二十四日开业到八月十五短短半年时间，声名大振，仅中秋节一天，患者送来的月饼就64斤，刘绍武全部周济给过路的穷人。当时在太原行医的泗亦人（后任北京中医杂志社总编）、李汉卿（后任山西省中医研究所所长）二人曾慕名前去拜访，观看刘绍武称之为：“讨饭证”的“行医证”和“中医师证”。
1947年9月中秋节过后，国民党重新挑起内战，无法回到家乡。刘绍武经银川、兰州于1947年11月又一次重返天水。后因内战吃紧迫及天水，1948年6月移居凉州武威，在同济中药店坐堂5个月。1949年3月回到西安，当时的西安大军压境，战事一触即发，刘绍武夜做一梦，说西安和平解放，被人们当作笑谈。不久，胡宗南的中央军撤离了西安战区，换防成马鸿逵、马步芳的回回部队，奇怪的是他们在距西安一百多里以外的地方安营扎寨，解放军经过激战，消灭了国民党的武装，于1949年6月和平解放了西安。刘绍武怀着喜悦的心情轻装徒步，经过两个多月的艰难跋涉，终于回到久别的家乡，结束了长达十年的漂泊流离的逃亡生活。
三、立志创业展宏图，是非之秋难如意
1952年春三月，新中国百业待兴，一派欣欣向荣。刘绍武便满怀壮志重返他开基立业的长治市，在“同仁联合诊所”坐堂行医，由于他早年在这一带所建立的信誉，加之他娴熟的技术和高尚的医德，很快赢得了广大医患的拥戴。这段时间，他对早期的学术观点进行了修正、充实和提高，并创制了团鱼丸、小红丸。46岁的刘绍武年富力强，学研俱丰，正处事业的黄金时期，天有不测风云，一场危机悄然降临。
刘绍武早年在西安开始信奉基督教，1947年他在太原期间，曾与一些爱国信徒为反对宗教洋化、倡导宗教独立，在桥头街教堂创办了中国人自己的教会，从此便得罪了当时的洋人代办宗教头目×××等人。解放后，×××（留美主教，宗教界三朝元老）等人凭借自己在宗教界的权威和影响，诬陷刘绍武打着宗教旗号，搞反革命活动。1956 年1月山西省公安厅从长治拘捕了刘绍武，关押在太原小东门拘留所。通过9个月的审查，被无罪释放。临行时，公安厅把刘绍武送到车站，给他三十块钱作路费，并邀请他到太原行医。
有关刘绍武的信仰，他自己做过许多介绍。他的父母是中国旧时农村最普通的那种求神拜佛者。他13岁那年，一次痢疾险些丧命，昏迷之时感觉自己离开躯体漂浮在空中，向村外飞去，沿途看到一村民牵着牛向村口走去，听见母亲撕心裂肺地呼唤着他的乳名“明儿！明儿！不要走…”他又掉头返回家中。他睁开眼后，看到母亲正拿着他的衣服痛哭流涕喊他呢！他询问某某是否牵着牛正向村口走去？确如此。此后他对灵魂之事开始怀疑。他到经坊煤矿之后，有一位国画老先生，鹤发童颜，白须盈尺，信仰基督教。时常给他讲道，刘绍武则针锋相对，拿儒家经典与之辩论，相持不下。老先生临行前叮嘱刘绍武：“危难时不要忘记有一位天父会保佑你！”当时长治一带常有响马出入，一天夜里，突然间喊声敲门声一片，家人急忙来报，“土匪上来了！”情急之下，慌不择路，躲进了院中一个地坑里，等于自投罗网。当时土匪不仅抢财，还把烧红的火口挂在脖子上，非常残忍。十几个土匪闯入院中后，到处收查，此时刘绍武吓得脱口而出：“天父救我！”忽听一声巨响从空中传来，：“滚！”土匪象中了魔似的整队逃窜。这件事对刘绍武产生了巨大影响，致使他彻底信仰了基督教。
刘绍武对佛教也有相当的研究，《金刚经》可倒背如流，《六祖坛经》也了如指掌，对一些经文和典故有独到见解。他对《周易》造诣很深，对《周易来注》“流行者气，主宰者理，对待者数”非常推崇，主张理、气、象、数四者的统一。
1956年以后，刘绍武迁居太原，在杏花岭达仁堂坐堂。58年后到坝岭桥保健院行医，59年开始筹建太原市中医研究所，由坝岭桥保健院、庙前届保家园、五一路针灸门诊部、上马街保健院、太原市第二联合医院等五个单位组成，于1960年正式开业，并被聘为研究员。从58年到62年四年多的时间里，北城区检察院李志魁（后任太原教育学院教务处主任）同志提出为刘绍武整理三部六病。俩位在一间狭窄而昏暗的小阁楼上，一个讲，一个记，几乎牺牲了全部的节假日，整理出了约十几万字的《仲景学说观》手稿，并油印成册。当时任山西省中医研究所所长，山西省中医学会会长的李汉卿看到后深为赞赏，并由此放弃了他多年从事的《伤寒论》研究成果——《伤寒论讲义》的出版，特邀刘绍武来担任山西省中医学会举办的中医进修班的《伤寒论》授课任务。“三部六病”首次在中医界曝光，学术的争论也从此开始。“离经判道，割裂经文”的帽子和棍子从四面八方飞来。这时的刘绍武先后主持了30张床位的溃疡病和20张床位的脉管炎的课题，取得了喜人成绩，1964年在北京参加了全国和华北地区的中医经验交流，受到好评，专病专方和协调疗法的思想逐渐成熟起来。1965年8月《上海中医药杂志》发表了刘绍武的“当归四逆汤加减治疗血栓闭塞性脉管炎10例”，12月《中医杂志》登载了刘绍武的“60例溃疡病的治疗报告”。1966年开始“一方到底”的定证、定方、定疗程方案，进行剂型改革。
文革开始后，刘绍武虽然每天接诊一百多病人，任劳任怨，仍然被打成了“学术权威”和“黑五类”受到批判。后来由×××的一张大纸报被赶回老家，进行劳动改造。四十天后，在广大患者的强烈要求下，太原市革委会主任刘世红勒令中医研究所立即派车从襄垣接回刘老大夫。浓重的政治气氛，随时都有身败名裂的灭顶之灾，时任太原市中医研究所所长的×××就公开训斥说：“叫你去掏厕所就得去掏厕所！只有老老实实，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刘绍武开始变得沉默寡言了。刘绍武后来常诙谐地说：“我是一名运动员，每次运动我都是第一名，先审查，再检讨，最后挂起来！不断循环。”“三部六病”从此不再为人所知，而“刘柴胡”和“刘百付”的称号反而盛传。
四、老树春深更着花，三部六病出墙来
1971年春，刘绍武随巡回医疗队来到太原市古交区，为古交区中医院培训班讲课。他试探地讲述了“三部六病”理法方药体系，引起了学员们的极大兴趣，赵先梅、韩基作了详细的笔记。1971年7月，太原市第一期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在市中研开学，刘绍武系统地对三部六病进行了讲述。在学生宿明良等人要求下，临床上全面开展了《伤寒论》原方剂模拟应用，经过二年的时间，完成了四千份病例的统计工作。结论为：少阳病、太阴病以及少阳太阴合病在临床中占85%以上，其余只占15%。1975年，68岁的刘绍武由于超负荷工作，在门诊看病时，突然晕倒在地，五年不出户庭。他拖着带病的身子，查阅了大量的医学书籍，着重探讨了现代医学和哲学，充实和发展了三部六病学说。在病重卧床休息期间，当时参加太原市第三期西学中班的学员郭维峰、在太原市中医研究所进修的闫荣科、在山医二院进修的宿明良三人凑巧碰在一起，谈到了三部六病学说 。他们深为刘老卧病在床不能聆听他的讲授而遗憾，决定登门求教。刘绍武虽重病缠身，但深为他们的好学和勤奋感动，于是每周二、五在家中抱病讲述三部六病学说，并多次展开热烈的讨论。郭维峰根据刘绍武的讲释，参考韩基和宿明良提供的笔记，并翻阅了大量中西医学资料，列出纲目，显示系统，在短短二十天内初步整理成十万多字的三部六病手稿，后经数月修改，征得刘绍武老师的认可，并作为教材于1978年在解放军108医院举办的北京军区西学中班中讲授，受到了上级的重视和学员的好评。1979年胡连玺在刘绍武的指导下在《新中医》杂志第四期上发表了“六经当为六病”的论文，三部六病学说第一次推向全国。1979年由郭维峰整理的《三部六病》样本被太原市中医研究所所长赵影溪发现，极其重视，后经胡连玺增订后由太原市中医研究所铅印，内部发行。并参加了1979年的太原市中医学会的年会，受到高度评价和重视。这是三部六病学术第一次披露社会，受到青睐。
1980年，73岁的刘绍武拖着还未全愈的身体，被太原市中医研究所反聘，回到了他久别的工作岗位，这时知识分子政策逐步落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说空气开始形成。此年刘绍武被山西省卫生厅聘为主任医师，四级，并担任了高中级评委会常委。1981年刘绍武当选为太原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被举选为常委会委员，同年当选为太原市第七届政协常委委员。1982年加入中国农工民主党，并当选为山西省委员会委员，山西省中医学会理事，太原市科协常委。1983年山西省卫生厅组织中医经典著作提高班，刘绍武再次系统而全面地介绍了三部六病学说的形成及其理法方药体系。当时，李兵林、胡连玺、宿明良、杨启明、刘惠生等人也参加了听课，并作了录音。1984年刘绍武在《中医药研究杂志》发表“谈谈临床治疗杂病的一点体会”，第一家三部六病诊所“晋光中医三部六病诊所”由李兵林、贾民成立，开始剂型改革的尝试，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同年宿明良根据随堂笔记及平素老师的教导，整理出二十余万字的稿本，在《探春学报》三部六病科研小组的同学们的帮助下，于1985年7月以太原市三部六病研究室的名义印刷二万册，内部发行。同年10月在胡连玺、宿明良陪同下，刘绍武参加了在成都召开的全国仲景学术研讨会，并在大会上宣读了“《伤寒论》原文纲不系目”的论文，受到许多专家学者的高度评价。同年郭维峰的“三部六病学说概述”在《中医药研究杂志》发表。1985年3月25日赵卫星、石西康在《探春学报》发表“三部六病——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学说”和“临床运用三部六病方论体会”，8月25日石西康在《探春学报》发表“三部六病方治银屑病”。1986年山西中医学院《探春学报》三部六病科研小组赵卫星、石希康、马文辉等利用星期天、节假日登门求教，通过一年半的时间，刘绍武在家里系统地逐条讲解了《伤寒论》，并进行了录音。1986年5月25日马文辉在《探春学报》发表“三部六病的三大疗法”，11月10日发表“老树春深更着花”的专访文章。胡连玺在《中医药研究杂志》发表“著名老中医刘绍武论泄泻治法”。1686年11月9日班旭升在《忻州地区科技》发表“攻坚汤应用举隅”， 同年胡连玺在《辽宁中医杂志》第3、9、10期连载了“刘绍武老师三部六病学说简介”、“刘绍武老师三部六病证治简介”，宿明良发表了“浅谈三部六病说的科学性”。1987年4月14日马文辉和郭石宏在《探春学报》发表“治疗学与剂型改革”、“三部六病方显微二首”，6月在东部地区第二次仲景学术研讨会上郭维峰、宿明良发表了“三部六病的形成和发展”、“三部六病学说是仲景学术思想的具体体现”、“中医协调疗法探讨”的论文。1987年10月由郭维峰等编印了《三部六病资料集》第一集。1988年5月15日《探春学报》加发增刊登载了马文辉、白玉金撰写的“三部六病学说整体辨证概要”，郭石宏的“三部六病学说特色初探”，马文辉、吕建荣整理的“三部六病方治疗主动脉夹层瘤”，王永信的“理肠汤治疗术后早期粘连性肠梗阻34例体会”。马文辉等整理出了十余万字的《刘绍武串讲伤寒论》手稿，于1989年12月由山西医学院三部六病学社油印成册。1990年刘绍武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人事部确定为全国首批500名名老中医之一。1991年8月第四期《中医药研究》杂志首版发表了马文辉、白玉金的“刘绍武及其学术思想简介”。在此期间，组建了“山西三部六病中医研究所”、“北京军区三部六病研治所”、“太原三部六病门诊部”、“太原市三部六病研究会”，并有一批科研成果面世。刘惠生等研制的“中医刘绍武三部六病电子计算机诊疗系统”1986年8月23日通过省级鉴定，并获省科研成果二等奖。徐黎明、郭维峰、宿明良等研制的“老中医刘绍武的医疗经验整理研究及其三部六病综合诊疗系统的研制” 1989年12月在北京通过鉴定，并获全军科技成果二等奖。
1992年刘惠生等出版了《异源同流》一书，85岁高龄的刘绍武携孙刘东红等南亲临海南，寻求学术发展，于93年成立了“海南三部六病中医研究所”，使三部六病学说走出了山西，走向全国。1993年在北京召开的首届继承老中医经验学术交流会马文辉、郭维峰分别发表了“富有生机的协调疗法”、“调胃汤的临床应用”，并刊载在《北京中医》杂志增刊上。1994年在全国首届疑难病学术交流会上由李兵林、马文辉发表了“三部六病对糖尿病的辨证论治”一文，并获一等奖。94海峡两岸特色医疗交流恳谈会上李兵林、马文辉编印散发了三部六病的资料，包括三部六病学说简介、三部六病学说对中药剂型改革的思路和临床经验、三部六病学说特色医疗、三部六病学说对糖尿病的辨证论治，糖尿病典型病案举例。1993年由山西三部六病中医研究所和山西榆社阿胶厂研制的“芪味糖平胶囊”获国家准字号。1994年1月27日徐黎明等研制的《中医三部六病全自动脉象诊疗仪》在北京军区通过鉴定。1999年8月9日马文辉编辑完成了十余万字的三部六病导论——《易医论》，2000年5月根据刘绍武老师的嘱托整理完成了一万余字的《三部六病纲要》。2001年马文辉在《中医药研究》上发表“试论《伤寒论》的‘六病’辨证和‘三部’定位”，《中医杂志》2001增刊同时刊载。2001年5月《中华中西医结合杂志》登载了马文辉的“浅谈三部六病学说”。新世纪海峡两岸中医药再次选登马文辉的“三部六病学说对糖尿病的辨证论治”。同年藏东来在《中医药研究》发表“试论‘六病时位’是《伤寒论》的证治程序”。2002年冯舟在《中医杂志》增刊发表“刘绍武对张仲景方药研究概述”。2003年7月马文辉在《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发表“古天文历法是中医基础理论的思辨框架”。2005年7月《中西医结合学报》发表了马文辉的“试论《伤寒论》的三阴三阳时位辨证”。
2002年刘绍武《三部六病精义》由刘惠生编辑整理出版发行。全国各地三部六病同仁共聚北京中国中医研究院共商发展大计，选举刘绍武为会长，郭维峰、徐黎明、刘惠生、宿明良、苏庆民、马文辉、刘东红为常务理事。2003年在海口召开了第一届常务理事会，刘绍武签发了两个重要文件，关于三部六病知识产权意见书和三部六病医学会授权书。
2004年12月2日刘绍武老师因病与世长辞，终年98岁。2005年5月4日老人家的骨灰安放在家乡襄垣十字道村。
2005年12月19日在山西省委、政府和卫生厅等有关领导关怀下，在广大三部六病弟子努力下，山西省中医药学会三部六病专业委员会成立，以告慰刘绍武先生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