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传之秘：（58）.阴阳.藏象<4>
“补肝敛肺汤中山茱萸颇、乌梅量大而使整个方子呈温性，可这个方子却用来治疗辛伤肝所导致的阴虚证，这似乎有些不可思义。”
“类似的补阴方还有六味地黄丸。六味地黄丸中山茱萸与熟地的用量要较其他几味凉药的总量要大，这使得整个方子呈现温性。张景岳对此解释道：‘善补阳者，必于阴中求阳，则阳得阴助而生化无穷；善补阴者，必于阳中求阴，则阴得阳升而泉源不竭。’如果我们满足于这句话便一切休提，如果我们确认了六味地黄丸能治疗阴虚证，那么，我们是否要深省一下，阴虚一证究竟该如何治疗？正治反治？还是如张景岳所解释的‘劳者温之’?或是如“火神派”的郑钦安说说的‘阳主阴从’？”
师徒俩谈话的气氛很平和，可是柳孜致却觉得有如上战场一样，脑子里的那根弦一直绷得紧紧的。贺财的话才说完，柳孜致便提出了新的问题。
贺财道：“或许根本就没那么复杂。”
对于六味地黄丸，一般的认知是，该方适用于肝肾阴虚证所见的潮热、盗汗、手心和脚心烦热、口燥咽干、遗精、梦遗、早泄等证，又有人因为方中有山药这味药而认为此方还能兼顾脾阴亏虚。如孟河派的费伯雄在《医方论》中道：“此方非但治肝肾不足，实三阴并治之剂。有熟地之腻补肾水，即有泽泻之宣泻肾浊以济之。有萸肉之温涩肝经，即有丹皮之清泻肝火以佐之。有山药之收涩脾经，即有茯苓之淡渗脾湿以和之。药止六味，而大开大合，三阴并治，洵补方之正鹄也。”
而由制方之法看来，肾虚一证的正治，当以苦+甘+辛，选用知母、黄柏、熟地、山药、石膏之类的药物，辅以酸+苦的方子，如山茱萸、乌梅、丹皮一类；若是轻证，则用苦甘+咸的组方法，如朱丹溪的大补阴煎（黄柏、知母、熟地、龟板）。
“对于酸味药物的选用，因为酸味药中少有趁手的凉药，只好将就着把温性的乌梅、山茱萸用上去，不过好在苦味与甘味药中有大把的凉药可用，如此，方子中寒药热药就勉强能治衡了——我的意思是，我还是倾向于用凉药的，不过温热与寒凉得制衡，不可一味的温热或一味的寒凉。就好比消渴证的组方咸+酸+苦的组合，咸味药就取咸平与咸凉的药物为君。这也是张景岳的‘阴中求阳、阳中求阴’之意了。”
制衡，是指时方派制方的一些心得了，比如：“人参有健运之功,熟地稟静顺之德。此熟地之与人参,一阴一阳,相为表里,一形一气,互主生成,性味中正,无逾于此,诚有不可假借而更代者矣。”，在组方选药时，可注意动静（如补气与理气）、温凉、补泻之类的搭配了。由于酸味药物的特殊性，在用到酸味药时，不管阴虚证阳虚证，都避无可避的要用上温药，不过这也无妨，只要掌握制方之法制衡之理，总不至相差太远了。比如在咸+酸+苦的组合中，酸味的温凉已经确定了，由其是治疗阴虚证，在咸与苦的选择就要以凉性方妥。至于大补阴丸补阴快捷，并不仅仅是知母、黄柏、龟板这三味药物的总量超过了热性的熟地，还因为方子采用了苦甘+咸的相克组方公式。
“补肝敛肺汤是个补阳方，其所以能滋补阴液，是通过扶助受克伐的肝木心火，使肝木与心火能制约过剩的辛金，从而达到滋阴的目的。”贺财再次强调道。“这绝非传统意义上的六味地黄丸与一贯煎之类的组方所能比拟的。”
如果对六味地黄丸看不真切，就看一看名家的评论了。《删补名医方论》在点评大补阴丸时道：‘是方能骤补真阴，以治相火，较之六味功效尤捷。’。”
六味地黄丸源自仲景的《金匮》肾气丸。《金匮》肾气丸是仲景治消渴而设的方子。《金匮要略.消渴小便不利脉证并治第十三》：“男子消渴，以饮一斗，小便一斗，肾气丸主之。”对于此条，《医宗金鉴》道：“上、中二消皆属于热，惟下消寒热兼之，以肾为水火之脏也。饮一溲一，其中无热消耗可知矣。”这里的肾气丸是用来治疗肾阳亏虚证的消渴。
如果这一方证的分析结果判为正确，那么，用五行学说来看，肾阳不足，其对应的必有所胜者心阴的亢盛（水亏无以制心火）以及所不胜者脾阴的过强（土克水），由于脾土先天就要克伐肾水，那么在心火与脾土之间，脾阴又要多于心阴，表现出心脾阳虚的症状来。《金匮要略.血痹虚劳脉证并治第六》:“虚劳腰痛，少腹拘急，小便不利者，八味肾气丸主之。”《中医诊断学》认为腰、少腹与小便皆为肾所主，从这一条中难以看出心、脾二脏的病变来。但在临床上，对肾阳不足证多习惯的与脾阳不足联系在一起，称脾肾阳虚，其症状包括：面色白、腰膝或少腹冷痛、畏寒喜暖、五更泻泄、小便清长等；而在水肿病中，肾阳不足的水肿都常见水气凌心的症状：心悸。
张仲景认为脏虚的正治之法为“补用酸，助用焦苦，益用甘味之药调之”以及“余脏准此”，那么肾阳不足一证的方当以咸+酸+苦的方式用药，而八味地黄丸却以酸+苦+甘+辛为法，其中甘味分量最重为君药。那么，是否有理由判定，张仲景所治疗的消渴以及虚劳所用的肾气丸的病机是脾阳不足呢？脾阳不足证常见症状为面色萎黄,消瘦食少,精神不振,小腹冷痛,自汗,腹泄,会阴部不适,性冷漠,阴痒,舌淡苔白,脉虚。从这里可以看出，脾阳不足证与“少腹拘急，小便不利”挂不上钩，这一假设自然不成立。不过，从“见肝之病，当先实脾”的学术思想来看，仲景对于肾阳、脾阳、心阳这三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十分明了，而选择从脾阳的角度用药，用正治反治之类的术语都不太适合，只能用上病治下、下病治上来解释了。
“或许是我的理解错误，我总觉得仲景为了展示其眩目的制方技巧而在这里犯了个小小的迷糊，否则断然不会如此舍近求远。或者，通过补益肾之上源确实能达到补肾阳的目的。就好比在用补肝敛肺汤时要佐以益肝汤（酸+咸组方，前面没有命名）一样，但若这理由成立，则肾气丸只能为肾阳虚证的辅助用方。”
六味地黄丸中去掉辛温的肉桂、附子，钱乙认为能补肾阴。这个观点，单从药物的归经学说来看，并无不妥。但若从制方之法来看，肾阳不足，尚可用辛温的桂、附以达到“虚则补其母”的目的，那么，将辛温的药物去掉就认为能补足肾阴，这种观点未免有些荒谬了。虽然，补脾阴可以制相对亢旺的肾阳，但有违治病必求于本的指导思想，在临床上，由于不能针对病因做出针对的用药，起疗效自然可想而知。
“或许，六味地黄丸对脾阴不足证适合一点，对肝阴不足证有一点点作用，不过由于山茱萸用量的问题，并不很切合肝阴虚的病机。”贺财这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了。柳孜致不是觉得内容过于单薄吗？贺财就说得罗嗦一点大胆一点。
话毕，贺财又补充一句：“也许我说的并不一定都正确，你可自行体悟，有什么想法了，我们再行讨论。”
感觉就象踢到了铁板上。
对于超过了三味以上的方子，在理解上存在着很大的困难，就三味内的组方，比如六味地黄丸，也很让人困惑。柳孜致埋头消化了一阵，没找出什么头绪。用力的摇了摇头，生似要将心中的不利情绪摇掉了。想及贺财似乎回避了某个问题，便又振作起来，道：“你觉得‘阳主阴从’的说法怎样？”
贺财道：“虽然‘火神派’的组方用药的方法我不怎么赞同，但对‘阳主阴从’这一观点，我觉得还是很高明的。”
阳主阴从，大而言之，对这个世界来说，太阳是万物生长之源；对人体来说，阳气的作用也是绝对的重要。即以前面所说的肾阳虚证，肾阳亏虚，无以制约心阴、脾阴，导致心阴、脾阴的绝对有余，从而引发心阳脾阳的不足。在治疗上，扶助肾阳补以甘温的咸味就是当务之急。
柳孜致疑惑的道：“那这样理解行吗？比如：肾阳不足导致肾阴有余，从而过度制约心阳脾阳，而导致了心阳脾阳的亏虚。”
贺财道：“这两者应该都是正确答案，应该说，正确答案包含了这两点。确切的说，这两个过程应该同时发生。”
柳孜致道：“象这样的解释，很难体现阳主阴从的观点啊。”
贺财道：“中医学中更看重的是阴阳的互根互用吧。就好比，我们所认为的太阳是万物生长之源，但在地球上有生命之前，太阳也是正常的日出日落吧，从这里可以看出，太阳对地球上的生命没有直接关系。而应当这样理解：太阳的照射慢慢的改变地球环境，逐渐营造出适合生命出现的环境。在这里，太阳是个不变的量，虽然我们认同太阳对生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对于地球上的生命来说，最重要的是与之息息相关的日照——日照与生命之间构成了统一体。就好比我们离不开食物与水，但在食物没有摄取并发挥作用之前，我们可以认为，这食物与我们没有什么关联。同理，在人体中，我们承认阳气的重要性，但在具体的辨证治疗中，我们需要把握的是病变脏腑阴阳格局的变化，以及由其变化所构成的变化，并以这个统一体来指导治疗。而不能因为‘阳主阴从’，认为阳气是超越的存在，便在临床上扶阳为上，更不能肆用辛温以治疗一切阳虚证。”
辛温之品绝对是治疗阳气亏虚的药物，但这能意味着辛温之品能治疗所有的阳气亏虚吗？
补肝敛肺汤是用来治疗辛伤肝的阴虚证，不过，不管从方子的温凉药物的分量或是就其以酸+苦+甘的相生组方来看，它都是一补阳方，从这个角度来说，这符合了“火神派”的“阳主阴从”学说。但是，如果换用四逆汤之类的桂、附为主的补阳方子的话，能够达到治疗的目的吗？这时候，不管方子里添加多少的滋阴润燥的熟地、阿胶、枸杞，于病情都没有任何益处吧。
就人体来说，中医讲究的是阴平阳秘。《素问·生气通天论》：“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 阴阳平和协调保持相对平衡，则身体健康，精神愉快。如果一方失去平衡，在治疗时补不足、损有余，这样的治疗才是中医的精髓。
阴阳问题实际是哲学问题，不是说了，阴阳学说是古代人对世界最朴素的认知吗？可是，这最朴素的东西却并不简单。“火神派”的“阳主阴从”的观点认为，人体的的阳气“若天与日”，取义的就是太阳。而贺财的解释好象也是从这个角度出发，但……好象很复杂，需要时间来把握。柳孜致匆忙的在本子上写下这么两条：（1）.肾气丸、六味地黄丸存疑。（2）.“阳主阴从”待探讨。然后对贺财道：“这个问题比较深奥，等我以后有心得了再与你探讨。现在就请师傅说一说‘补阴不利水’与‘六味地黄丸加车前子吧。”
“类似的补阴方还有六味地黄丸。六味地黄丸中山茱萸与熟地的用量要较其他几味凉药的总量要大，这使得整个方子呈现温性。张景岳对此解释道：‘善补阳者，必于阴中求阳，则阳得阴助而生化无穷；善补阴者，必于阳中求阴，则阴得阳升而泉源不竭。’如果我们满足于这句话便一切休提，如果我们确认了六味地黄丸能治疗阴虚证，那么，我们是否要深省一下，阴虚一证究竟该如何治疗？正治反治？还是如张景岳所解释的‘劳者温之’?或是如“火神派”的郑钦安说说的‘阳主阴从’？”
师徒俩谈话的气氛很平和，可是柳孜致却觉得有如上战场一样，脑子里的那根弦一直绷得紧紧的。贺财的话才说完，柳孜致便提出了新的问题。
贺财道：“或许根本就没那么复杂。”
对于六味地黄丸，一般的认知是，该方适用于肝肾阴虚证所见的潮热、盗汗、手心和脚心烦热、口燥咽干、遗精、梦遗、早泄等证，又有人因为方中有山药这味药而认为此方还能兼顾脾阴亏虚。如孟河派的费伯雄在《医方论》中道：“此方非但治肝肾不足，实三阴并治之剂。有熟地之腻补肾水，即有泽泻之宣泻肾浊以济之。有萸肉之温涩肝经，即有丹皮之清泻肝火以佐之。有山药之收涩脾经，即有茯苓之淡渗脾湿以和之。药止六味，而大开大合，三阴并治，洵补方之正鹄也。”
而由制方之法看来，肾虚一证的正治，当以苦+甘+辛，选用知母、黄柏、熟地、山药、石膏之类的药物，辅以酸+苦的方子，如山茱萸、乌梅、丹皮一类；若是轻证，则用苦甘+咸的组方法，如朱丹溪的大补阴煎（黄柏、知母、熟地、龟板）。
“对于酸味药物的选用，因为酸味药中少有趁手的凉药，只好将就着把温性的乌梅、山茱萸用上去，不过好在苦味与甘味药中有大把的凉药可用，如此，方子中寒药热药就勉强能治衡了——我的意思是，我还是倾向于用凉药的，不过温热与寒凉得制衡，不可一味的温热或一味的寒凉。就好比消渴证的组方咸+酸+苦的组合，咸味药就取咸平与咸凉的药物为君。这也是张景岳的‘阴中求阳、阳中求阴’之意了。”
制衡，是指时方派制方的一些心得了，比如：“人参有健运之功,熟地稟静顺之德。此熟地之与人参,一阴一阳,相为表里,一形一气,互主生成,性味中正,无逾于此,诚有不可假借而更代者矣。”，在组方选药时，可注意动静（如补气与理气）、温凉、补泻之类的搭配了。由于酸味药物的特殊性，在用到酸味药时，不管阴虚证阳虚证，都避无可避的要用上温药，不过这也无妨，只要掌握制方之法制衡之理，总不至相差太远了。比如在咸+酸+苦的组合中，酸味的温凉已经确定了，由其是治疗阴虚证，在咸与苦的选择就要以凉性方妥。至于大补阴丸补阴快捷，并不仅仅是知母、黄柏、龟板这三味药物的总量超过了热性的熟地，还因为方子采用了苦甘+咸的相克组方公式。
“补肝敛肺汤是个补阳方，其所以能滋补阴液，是通过扶助受克伐的肝木心火，使肝木与心火能制约过剩的辛金，从而达到滋阴的目的。”贺财再次强调道。“这绝非传统意义上的六味地黄丸与一贯煎之类的组方所能比拟的。”
如果对六味地黄丸看不真切，就看一看名家的评论了。《删补名医方论》在点评大补阴丸时道：‘是方能骤补真阴，以治相火，较之六味功效尤捷。’。”
六味地黄丸源自仲景的《金匮》肾气丸。《金匮》肾气丸是仲景治消渴而设的方子。《金匮要略.消渴小便不利脉证并治第十三》：“男子消渴，以饮一斗，小便一斗，肾气丸主之。”对于此条，《医宗金鉴》道：“上、中二消皆属于热，惟下消寒热兼之，以肾为水火之脏也。饮一溲一，其中无热消耗可知矣。”这里的肾气丸是用来治疗肾阳亏虚证的消渴。
如果这一方证的分析结果判为正确，那么，用五行学说来看，肾阳不足，其对应的必有所胜者心阴的亢盛（水亏无以制心火）以及所不胜者脾阴的过强（土克水），由于脾土先天就要克伐肾水，那么在心火与脾土之间，脾阴又要多于心阴，表现出心脾阳虚的症状来。《金匮要略.血痹虚劳脉证并治第六》:“虚劳腰痛，少腹拘急，小便不利者，八味肾气丸主之。”《中医诊断学》认为腰、少腹与小便皆为肾所主，从这一条中难以看出心、脾二脏的病变来。但在临床上，对肾阳不足证多习惯的与脾阳不足联系在一起，称脾肾阳虚，其症状包括：面色白、腰膝或少腹冷痛、畏寒喜暖、五更泻泄、小便清长等；而在水肿病中，肾阳不足的水肿都常见水气凌心的症状：心悸。
张仲景认为脏虚的正治之法为“补用酸，助用焦苦，益用甘味之药调之”以及“余脏准此”，那么肾阳不足一证的方当以咸+酸+苦的方式用药，而八味地黄丸却以酸+苦+甘+辛为法，其中甘味分量最重为君药。那么，是否有理由判定，张仲景所治疗的消渴以及虚劳所用的肾气丸的病机是脾阳不足呢？脾阳不足证常见症状为面色萎黄,消瘦食少,精神不振,小腹冷痛,自汗,腹泄,会阴部不适,性冷漠,阴痒,舌淡苔白,脉虚。从这里可以看出，脾阳不足证与“少腹拘急，小便不利”挂不上钩，这一假设自然不成立。不过，从“见肝之病，当先实脾”的学术思想来看，仲景对于肾阳、脾阳、心阳这三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十分明了，而选择从脾阳的角度用药，用正治反治之类的术语都不太适合，只能用上病治下、下病治上来解释了。
“或许是我的理解错误，我总觉得仲景为了展示其眩目的制方技巧而在这里犯了个小小的迷糊，否则断然不会如此舍近求远。或者，通过补益肾之上源确实能达到补肾阳的目的。就好比在用补肝敛肺汤时要佐以益肝汤（酸+咸组方，前面没有命名）一样，但若这理由成立，则肾气丸只能为肾阳虚证的辅助用方。”
六味地黄丸中去掉辛温的肉桂、附子，钱乙认为能补肾阴。这个观点，单从药物的归经学说来看，并无不妥。但若从制方之法来看，肾阳不足，尚可用辛温的桂、附以达到“虚则补其母”的目的，那么，将辛温的药物去掉就认为能补足肾阴，这种观点未免有些荒谬了。虽然，补脾阴可以制相对亢旺的肾阳，但有违治病必求于本的指导思想，在临床上，由于不能针对病因做出针对的用药，起疗效自然可想而知。
“或许，六味地黄丸对脾阴不足证适合一点，对肝阴不足证有一点点作用，不过由于山茱萸用量的问题，并不很切合肝阴虚的病机。”贺财这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了。柳孜致不是觉得内容过于单薄吗？贺财就说得罗嗦一点大胆一点。
话毕，贺财又补充一句：“也许我说的并不一定都正确，你可自行体悟，有什么想法了，我们再行讨论。”
感觉就象踢到了铁板上。
对于超过了三味以上的方子，在理解上存在着很大的困难，就三味内的组方，比如六味地黄丸，也很让人困惑。柳孜致埋头消化了一阵，没找出什么头绪。用力的摇了摇头，生似要将心中的不利情绪摇掉了。想及贺财似乎回避了某个问题，便又振作起来，道：“你觉得‘阳主阴从’的说法怎样？”
贺财道：“虽然‘火神派’的组方用药的方法我不怎么赞同，但对‘阳主阴从’这一观点，我觉得还是很高明的。”
阳主阴从，大而言之，对这个世界来说，太阳是万物生长之源；对人体来说，阳气的作用也是绝对的重要。即以前面所说的肾阳虚证，肾阳亏虚，无以制约心阴、脾阴，导致心阴、脾阴的绝对有余，从而引发心阳脾阳的不足。在治疗上，扶助肾阳补以甘温的咸味就是当务之急。
柳孜致疑惑的道：“那这样理解行吗？比如：肾阳不足导致肾阴有余，从而过度制约心阳脾阳，而导致了心阳脾阳的亏虚。”
贺财道：“这两者应该都是正确答案，应该说，正确答案包含了这两点。确切的说，这两个过程应该同时发生。”
柳孜致道：“象这样的解释，很难体现阳主阴从的观点啊。”
贺财道：“中医学中更看重的是阴阳的互根互用吧。就好比，我们所认为的太阳是万物生长之源，但在地球上有生命之前，太阳也是正常的日出日落吧，从这里可以看出，太阳对地球上的生命没有直接关系。而应当这样理解：太阳的照射慢慢的改变地球环境，逐渐营造出适合生命出现的环境。在这里，太阳是个不变的量，虽然我们认同太阳对生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对于地球上的生命来说，最重要的是与之息息相关的日照——日照与生命之间构成了统一体。就好比我们离不开食物与水，但在食物没有摄取并发挥作用之前，我们可以认为，这食物与我们没有什么关联。同理，在人体中，我们承认阳气的重要性，但在具体的辨证治疗中，我们需要把握的是病变脏腑阴阳格局的变化，以及由其变化所构成的变化，并以这个统一体来指导治疗。而不能因为‘阳主阴从’，认为阳气是超越的存在，便在临床上扶阳为上，更不能肆用辛温以治疗一切阳虚证。”
辛温之品绝对是治疗阳气亏虚的药物，但这能意味着辛温之品能治疗所有的阳气亏虚吗？
补肝敛肺汤是用来治疗辛伤肝的阴虚证，不过，不管从方子的温凉药物的分量或是就其以酸+苦+甘的相生组方来看，它都是一补阳方，从这个角度来说，这符合了“火神派”的“阳主阴从”学说。但是，如果换用四逆汤之类的桂、附为主的补阳方子的话，能够达到治疗的目的吗？这时候，不管方子里添加多少的滋阴润燥的熟地、阿胶、枸杞，于病情都没有任何益处吧。
就人体来说，中医讲究的是阴平阳秘。《素问·生气通天论》：“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 阴阳平和协调保持相对平衡，则身体健康，精神愉快。如果一方失去平衡，在治疗时补不足、损有余，这样的治疗才是中医的精髓。
阴阳问题实际是哲学问题，不是说了，阴阳学说是古代人对世界最朴素的认知吗？可是，这最朴素的东西却并不简单。“火神派”的“阳主阴从”的观点认为，人体的的阳气“若天与日”，取义的就是太阳。而贺财的解释好象也是从这个角度出发，但……好象很复杂，需要时间来把握。柳孜致匆忙的在本子上写下这么两条：（1）.肾气丸、六味地黄丸存疑。（2）.“阳主阴从”待探讨。然后对贺财道：“这个问题比较深奥，等我以后有心得了再与你探讨。现在就请师傅说一说‘补阴不利水’与‘六味地黄丸加车前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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